孔子问礼于老子的道德意义
    杨翰卿

    根据史料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应该信有其事。如果说对此有记载的文献诸如《庄子》、《礼记》、《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都姑且不足凭的话，那么《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孔子世家》的记载应该确凿，因为《史记》的历史地位和司马迁的风格，应该是不会轻易盲从某一说法的。所以，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史实，我们以《史记》为据，在此引以作道德意义上的发微。

    一

    儒家或儒学是脱胎于殷周宗教观念、西周《诗》《书》文献和"礼"的行为规范的先秦第一个思想体系。道家以老子为创始，老子之"道"，或可说同样以殷、周"天"的思想形式、西周《诗》《书》"天"或"天道"等为观念背景。也就是说，同处春秋末期的老子、孔子，在其观念渊源和思想背景处是汇合的。换言之，孔、老在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过程中，观念上存在着激荡与碰撞。孔子问礼于老子，是这两个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孕育和发展的学说在创立时期的一种表现或进展。
    孔子问礼于老子，表明孔子当时对于老子影响的肯认和对老子的仰慕。从《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来看：一是当时社会已较为普遍地推尊老子。"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日：'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显然，鲁国国君、南宫敬叔与孔子对于老子都是敬重的。二是孔子向老子问礼后对老子"其犹龙邪"的反映和认识态度。"孔子去，谓弟子日：'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赠。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对于孔子是积极的思想砥砺态度，提供了孔、老每次相会成功的机会和条件，体现出老子当时在受人称誉氛围下的学者风范。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后辞去，而老子送之。说明就问礼一事，是孔子往，老子送，大概应该包括送行和送言，送往之间，二人的和谐关系可见一斑。儒道在创立阶段，并非"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一种相互切磋、激荡的氛围。
    "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件事本身所透显出的信息，是儒、道二家在酝酿和创立时的思想开放精神。孔子以"礼"为目标，从思想理论和行为实践两方面兼收并蓄，融摄博采；老子在当时则是精通周礼的权威和史官。孔子在适周问礼之前，就曾从老聃助葬习礼并讨论过某种特殊境遇下的丧礼问题，孔子对老子是很了解的，所以孔子才由鲁适周，远道而来专门向老子问礼。孔子儒学在孕育、创立过程中就培壅了一种包融性特质，而不是自我封闭、外在拒斥的态度。孔子问礼于老子，在儒学的内容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丰富。从老子对孔子的接见和会晤看，老子也是比较善于传扬其思想主张的，与孔子抱有观点交锋的态度，通过辩论以抒己见，从而老子"道"的思想理论在问诘的条件下也得到了推介。

    二

    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与影响和对异质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有两种情况：一是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的影响渗透，吸纳融摄；二是文化精神、思想风尚的浸润熏陶，感染受益。孔子儒学对老子思想的吸收基本属于后者，即受老子思想文化精神的某些影响。从"德"的精神来说，老子谦下之德的精神风貌对于孔子儒学具有重要影响，或者说孔子儒学与老子道学具有某种精神一致性。如老子说："大者宜为下"(《道德经》第六十一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道德经》第六十三章)。当然，老子谦下之德的哲学根柢源于其尚柔守雌、知荣守辱、负阴抱阳等观念，孔子儒学与老子这些哲学主张是迥异的。但老子谦下之德的精神灵魂却深深地植入孔子的儒学，表现在孔子对于各种伦理道德关系的主张无不贯彻了这样的谦下精神。例如：(1)尊亲、敬长，孝悌、拜上。孔子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2)敬上从下，拜君先堂下再堂上。《论语·子罕》就明确表示："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3)礼贤下士。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论语·颜渊》)孔子教人要向贤者学习，不以下问为耻，常常考虑谦恭待人，对于贤者的景仰和对于自己谦恭处下的态度作风，是孔子君子德的基本内涵。
    孔子与老子的谦下之德思想又有重要的区别。老子主张的"大者宜为下"、"圣人终不为大"，不是其最后的取向和德者最终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目的是取得与"谦下"对应的相反方面，如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静为躁君"等。老子具有深刻的辩证思想，他主张"负阴抱阳"、"贵柔守雌"的阴柔雌弱(或辱)的观点，骨子里最终却是要取胜于阳刚、坚强和荣耀，是似柔非柔、以柔克刚。孔子儒学则是把尊亲敬长、礼贤下士的处下精神作为君子人格来确立的。于此或可以说，孔子多次问礼于老子，受到老子思想如"谦下之德"精神的影响，既是吸纳融摄，更是改进变异。
    孔子儒学与老子思想，作为春秋末期同时代的两个异质性观念体系，尤其是孔子儒学能够积极地吸纳老子思想的精神内涵，使孔子儒学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观念，浸染着老子思想的谦下精神，这种现象揭明了孔子儒学理论融摄、兼取为和的学术道德意义。儒、道思想不仅在源头处就存在着观念渊源和思想背景的汇合，在其创始中更是融道于儒、和会儒道，这是儒学兼和的理论品质，并且这一理论风格在汉代天人儒学、魏晋自然之学、宋明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延续与增强。老子思想在观念内涵上是不能苟同孔子儒学的，这与其思想主张的内在张力恰好构成鲜明对照。换言之，大概也正是孔子儒学所开创的兼和精神，才很好地奠立了它成为显学、跃居官学、化为新儒学且一新再新的重要精神基础。相应地，老子思想却未能内涵式地沿着其精神基调走向更加包容，而是发展出庄子"不遣是非"、"齐是非"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逍遥。这种情况至"采儒墨之善"的黄老道家方有所改变。

    三

    孔子和老子同处于西周尊礼重德、至春秋末期又礼乐崩坏的精神文化环境，这对于他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共同感受着礼德观念的熏陶，需要对"周室微而礼乐废"的时代作出深刻的思考。所不同的是，孔子一生的努力，都在于试图挽狂澜于既倒，遏制住礼乐崩溃的趋势，"发现和追求的是'周礼'中某种属于具有超越性质的、蕴涵着合理的、永久性的东西"，即"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老子则丧失了复兴周室、重振礼乐的信念，逆向性、消极地逃避现实，并改变当时礼德观念的思考取向，从顺应自然的方向"负面地、批判性地(并非消极地)"生发出自然之德的思想。循着这样的逻辑轨迹来看，发生"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的历史事件，体现了孔子积极构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儒学的努力，而老子思想及其所遇到的境遇，也就一定是顺其自然的。
    孔子是儒家伦理观念体系的创建者，也是其积极的践行者。就"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言，其实践上的道德意义在于：第一，孔子问礼于老子，体现了"志于道"的伟大抱负。"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怀抱着"闻道"的情怀与"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志向，孔子向老子问礼，内心有着充沛内心有着充沛的精神动力鼓舞和激励着孔子，可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志道"、"闻道"，而"问礼"则是这种抱负和志向具体落实的一个节点和举措。第二，孔子问礼于老子，体现了"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可见，孔子是把"不耻下问"、"每事问"、"好学"、"好问"看作"礼"的行为和实践，看作一种合乎"礼"的品德。凡有益于"仁"、"礼"之道者，则闻之、问之、学之。第三，孔子问礼于老子，体现了"择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谦逊态度。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儒学的创立，与这种从善如流的品格具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对于孔子的态度和反应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善待而不排拒，有"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从孔子对老子"其犹龙邪"的称誉及"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所带来的作用等情况看，老子对于孔子确像师长一般，传道解惑，谆谆教诲。二是不认同孔子儒学的基本主张，明确反对孔子关于"仁"、"礼"的学说，直接指出孔子思想的"无益"、不利甚至悖谬，阐明了自己关于自然之"道"、无为之"德"的尊"道"贵"德"观念，具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开创中华文化学术辩论传统的意义。
    学术辩论是求真之道，和而不同是向善之德，真善统一而有大美，至真至善则能趋于至美。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和之为德也，其至矣夫"，费孝通先生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美四句"言，方克立先生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我们从"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中，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一种"兼和"的美德。孔子秉持"和而不同"的"兼和"之德创立了儒学；老子主张阴柔谦下之德，形成了返璞归真、自然无为的道家学派。在古代汉语中，"兼"与"谦"通。传统学术上儒、道相融，乃因为孔子儒术"兼和"，老子"道"、"德""谦下"。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兼和"、"谦敬"美德，值得永续地弘扬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