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为什么要骑青牛出关?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段话是有关老子生平的最早记载，文字简约，语焉不详，留下的问题比答案多。至于老子如何“居周久之”，又为何“见周之衰”，就一定要离周而“去”，而且是出“函谷关”朝西方而“去”，司马迁并未详论。
汉刘向在《列仙传》中说老子：“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说老子是“乘青牛车去”，所谓“青牛”，“青”者色“玄黑”，应该是指“水牛”。而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也引了《列仙传》这段话，但却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并没提到老子乘车。
后人据此，传说老子“骑青牛出关”，有的还加油添醋，说老子是“倒骑青牛”出关。然而为什么不是骑黄牛或骑马出关?老子出关时，年岁已高，长途行旅，为何不乘坐牛车或效率较高的“马车”出关?种种说法，既无确切的依据，更无合理的解释。
关于老子出关“骑青牛”之说，在实际考据方面，历代典籍中并无所见，只有一个小小的旁证，说明可能真有其事。这就是晚明诸葛羲所写的小品文《青牛老树记》(见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9月，页190。龚鹏程策划主编兼导读的周作人编《明人小品集》，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1月，系伪书，张冠李戴，不确)，诸葛羲乃诸葛亮第三十六世孙，崇祯元年(1628)进士，家学渊源，学术有一定的根底，其“证词”，理应具有参考价值。
诸葛羲的文章开头便说：“老子入函谷关，为令尹喜强著书，道德数千言，传至今，独青牛所系树，世罕传。余初过华阴，入西岳庙。雨甚，踉跄雨中，不知有青牛树也。”后来他考上进士那年(戊辰九月)，“再过华阴。……有道人指树眂余。树在钟鼓亭左，高丈有余，轮困蟠结，与他树不类。相传为老子系青牛其下。秃顶无梢，泽若紫芝，壁立若石丈爪肤，觑之色犹苍然。自周至今，千百余载矣。况前此又不知其几千百年乎?”诸葛羲认定老子是骑青牛出的关，却没有说老子乘车。
老子与青牛，俱己往矣，渺不可考，然当初系青牛的老树，仍然屹立不摇，或可作证。“物之至者，与天地相终始，盖若斯也。”诸葛羲如此慨叹道，认为此树“不事隐藏，而能久视长生于见见闻闻之地，此所谓大奇也。且有至人，而后有至物，因为之记。”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但至少说明老子骑青牛出关这件事，在当地流传已久，并非空穴来风。
电影《阿波卡猎逃》讲述的故事
要解决老子青牛出关的问题，还要从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梅尔·吉布森2006年出品的电影《阿波卡猎逃》谈起。该片原名Apocalypto，本是“文明的崩毁与重生”的意思。全片精彩刺激，好看叫座，近几年经常在各电影台播出，可谓家喻户晓。
该片依据近二十年来世界文化人类考古学新知，以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古玛雅文明为背景，讲述半岛中部几个渔猎采集社会聚落，遭邻近兴起的强大农业社会侵略，而导致族灭人亡的悲惨故事。渔猎采集族人之一：黑豹爪(Jaguar Paw)，不幸被玛雅农业社会武士俘虏，押解回国为奴，在生死存亡之际，一路上他奋其智勇，惊险逃生，最后终于成功救援妻儿。
为了对照渔猎采集社会的纯朴和谐与农业阶级社会的铺张繁华，片中刻意展现了玛雅农业文明诸多奢华血腥的迷信与苛政，如造金字塔、奴隶买卖、活人祭祀、武士横行等等，显示两种社会的巨大差异。(美国文化人类学教授Mary Weismantel与Cynthia Robin，在《芝加哥论坛报》2006年12月17日发表文章，谴责该片曲解污蔑玛雅文明。)
尤其是在故事一开始，黑豹爪与族人，长幼有序，亲朋和乐，单纯平静，与世无争，每日在自家聚落的能力或势力范围内，从事渔猎采集活动。一天，忽然遇到邻近另一支渔猎采集族人，携家带眷，仓皇经过，似乎是因为逃难，才不得已前来借道，双方会面，不交一语，充满了疑惑与戒备。最后，对方手示保证，不会停留侵占地盘，只求快速通过到达远方，以便另觅栖地。
二族骤然相遇于深林之中，双方言语不通，信息不畅，只能在警戒中友善互视，在礼貌中相互目送，此方毫无亲善往来相互帮助之意，彼方也无求援求助通风报信之心。数日后，当黑豹爪一族，突遭雅玛农业武士拂晓偷袭猎杀之时，方才恍然大悟，日前邻居为何仓皇出奔丧乱逃难，现在梦醒惊觉，可惜为时已晚。
观影至此，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起《道德经》第八十章中所说的：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阿波卡猎逃》故事情节的后来发展，虽然引起文化人类考古学者的非议，但影片开头这一段“小国寡民”的朴素描写及高级农业社会贪婪豪夺的刻画，倒是十分精彩传神。这种“惨剧”在《庄子·人间世》也提到过许多：“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 令人慨叹不已。
在《道德经》五千言中，老子对渔猎采集社会“小国寡民”的历史与智慧传承，着墨不多，但在《庄子》的《胠箧》篇中，则有补充说明：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在老子、庄子眼中，从容成氏至神农氏，代表了渔猎采集社会的发展史，相当于三皇时代与五帝早期时代，以结绳记事为主，是为“至德之世”。庄子形容这时——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
而五帝后期时代则属于尧、舜、禹、汤所代表的农业社会，粮仓丰盈，发明多有，以陶文、金文、甲骨文为主，是为“圣人之世”。在庄子看来，这是一个道德渐衰，每下愈况的时代，他在《缮性》篇中写出老子“见周之衰”的原因与过程：“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最后，弄得“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因此老子认为要“绝圣弃智”才能“民利百倍”，庄子也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
老子决定放弃每下愈况的“农业社会”
如果我们以上引第八十章为核心，采取“赋比兴”的“兴”式对照法，来阅读全文仅有八十一章的《道德经》，也就是从第一章到八十一章，逐一与核心的“小国寡民”一章，平行对照而读，便可发现《道德经》全文的写法，是以“小国寡民”一章为圆心，以渔猎采集社会的智慧及思考模式为基准，让其他所有的章节，围而绕之，不断与圆心对照，反复说明老子反对物欲横流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立场。
由是可知，老子出关的主要目的，是“见周之衰”后，决定放弃每下愈况的“农业社会”，毅然“骑青牛出关”，回归到他认为充满生机的“渔猎采集社会”，临去留下的《道德经》五千言，明白表示反文字、反征战、反科技、反交流的主张，是他最“激烈的政治宣言”，充满了对精耕富裕农业社会的警告与预言。
《史记》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汉书·张苍传》则说：“老子为柱下史”。无论是“守藏史”或“柱下史”，都是周朝的史官，掌管周室历史，对周朝农业社会发展史，当然了如指掌。
我们知道，从距今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农业文明开始在中东两河流域急速发展，至公元前五千年到前两千年之间，发展成熟。兴起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周代，虽然起步较两河流域稍晚，但此时也正好处于农业社会发展兴旺的阶段。比起有长达三百万年发展史的旧石器时代渔猎采集社会，仅有一万多年历史的农业社会，在生存经验与人生智慧的累积上，可能要相形见绌。
生活于公元前六百年的老子(571?—500?)，掌管历代祖宗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对周朝前五六百年的农业社会发展史，当然知之甚详，对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盘庚迁殷后，走向精耕的高级农业社会之变化，当有深刻的认识。通过与渔猎采集社会所遗留下的智慧经验对照，老子看穿了拥有富裕粮仓的精耕高级农业社会之各种问题与弊病，并对回归古代渔猎采集社会，有着无限向往。渔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方式是采集游牧混合的，其农业也是游耕法，从甲骨文中可知，牛的驯化，在公元前四千年就开始了，是渔猎采集社会中的主要家畜之一。而马的使用，要到公元前二千年殷商时才开始普遍，而且是征战杀戮利器，专门用于攻伐。老子不坐车，选择骑牛而不骑马，除了信念(“虽有舟舆无所乘”)与年龄的关系外，象征意义当然也包括其中。
以“渔猎采集”对抗“精耕农业”
老子《道德经》从第二章开始，便逐章对精耕或富裕农业社会的各种现象，痛加针砭，认为这种农业社会，鼓励区别“善恶”“美丑”“难易”“高下”“长
短”的观念，不如渔猎采集社会“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痛切地认为，富裕农业社会大力提倡“难得之货”“可欲”“富贵”“金玉满堂”“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会“令人心发狂”;更指出“多藏”“伎巧奇物”便会造成“法令滋彰”“大费”，同时孳生“自矜”“尚贤”“慧智”“仁义”之心，最后导致“利器”“佳兵”“争伐”出现，直接把人民引导到盗贼战乱上去。在《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中，老子干脆直接开骂：“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这使我想起1970年在美国留学时，遇到的“嬉皮反战运动”(Hippies)，当年美国社会在越战中，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峰，各种“令人心发狂”的事，层出不穷，引起年轻人的不满，大家纷纷向东方寻求智慧解脱之道，于是英译《老子》《庄子》的风气大盛，甚至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也千方百计寻找懂中文的人翻译协助，设法弄出自己的译本。我就亲身遇到过好几起这样的例子。好奇的我问道，市面上已有很多译本，为何非亲自重译不可?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都说在对照过各种译本后，认为没有传达他们独特的体悟，非重译不可。
其中有一位告诉我，他之所以迷上《老子》完全是受了文化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那篇《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1972)的影响。萨林斯是法国巴黎1968年学潮时代，最有名的美国年轻学者，而此文是有史以来最具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类学论文。他延伸法国文化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的经典名著《野蛮思考》(La Pensée Sauvage，1962)的思路，认为富裕农耕粮仓社会，带来的只是“工作、阶级、战争”(work，inequality，and war)，而原始野蛮的渔猎采集社会，每周只要工作21到35小时，人们能力有限，欲望不大，资源财产不多，却不贫穷匮乏(poor)，大家和乐相处，各采所需，是一理想大同社会，何野蛮之有?
事实上，这种推崇“野蛮人”的思潮，始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自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理性冰冷、贫困拥挤又乌烟瘴气的工业城市兴起，刺激了向往自然山林、注重直观感性的浪漫思潮出现，“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一词，不胫而走，乡野老农、鄙俗民歌、乞丐疯子……都成了文学宠儿。都市贵族、资本家与富豪，全成了批判讽刺的对象。
于是萨林斯笔锋一转，针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中产阶级社会，猛力抨击，认为他们所建立的消费社会是一座“永难满足的消费欲望神庙”(a shrine to the Unattainable：Infinite Needs)，陷人们一生卷入永无休止的非必要消费轮回。如此立论，当然会令人想起《老子》“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的警告。这样的文章，恰好为流行的“嬉皮反战运动”，提供了最佳的哲学美学基础，难怪甫一发表，便夹带着《老子》《庄子》，一起大受欢迎了。
四十年后，根据地理文化人类考古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落实了萨林斯的说法。原来渔猎采集社会聚落的人口，之所以能长时间维持在数百人上下，是因为妇女哺育幼儿至四五岁，这样长时间的哺乳，造成受孕困难，形成了一种自然避孕法，可以避免聚落人口过分膨胀，而无法靠互助采集养活。(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0，p.100)
此时，人们已知发展养狗及耕牛等家畜，从事初级农业耕作，却没有粮仓的设立，显示大家财富相当有限，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更没有盗窃或豪夺的问题。至于渔猎采集社会的聚落与聚落之间，也刻意保持距离，各有各的采集范围，互不侵犯，老死不相往来，充分地实现了老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到了公元前一万年，农业社会出现，渔猎采集社会的游牧燎荒式耕作，慢慢发展为定点扩张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大增，大小粮仓不断出现，造成了“高级富裕农业社会”的出现。目前世界上发掘出来最古老的“粮仓”，宽高各十英尺，出现在九千年前的约旦河谷，是财富权势的象征，此“粮仓”乃导致人们追求“难得之货”“可欲”“富贵”“金玉满堂”“五色”“五音”“五味”的直接源头，也是“法令滋彰”“忌讳”及“争伐”的间接原因，更是培养“圣贤”“仁义”“盗贼”“大伪”“宠辱”的最佳温床。
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财富权力，土地的开发与兼并，便越来越迅速密集，粮仓也越建越大，贵族富豪与仆人奴隶越来越多，无需耕作的专业武力随之而起，社会阶层的划分也就越来越严密，妇女哺乳期不断缩短，奶妈、多妻与奴仆的兴起，导致人口快速增加。于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便成了治理“高级富裕农业社会”的首要任务。
为了控管日益复杂的国政，不得不加强文书的流通与政令的倡导，文字语言的普及教育，便随之而来，教育越发达，智巧之设就越多，巧取豪夺一旦流行，战祸自然就接连不断。于是被视为战争利器的“马匹”(出现于商代晚期)与“兵法”(《军志》《军政》等兵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前)，便应运而生。战略战术、战马战车的广泛运用，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名将、名臣、名主纷纷出来争胜称霸，造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局面，万恶的高级富裕农业社会，在“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公元前262年)的哀哭中，以人间地狱的方式全面出现。老子理想中的渔猎采集社会，在中原遭到彻底的驱除与毁灭。
老子向西孔子向东
公元前516年周朝王室内乱，典籍散乱流失，老子受到牵连罢官。老子既然“居周(富裕农业社会)之久”，又“见周(富裕农业社会)之衰”，知道这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无法挽回，遂有去国(富裕农业社会)之行。孔子(前551—479)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认为大陆之上，农业社会无所不在，如不能实践理想，则无所遁逃，只有向东，摆脱这一切，浮海而去，有向东方冒险探索新世界的雄心，成为“海洋导向文化”的契机。老子则认为，要西行出函谷关，要回到过去，理想中的渔猎采集社会，说不定还找得到。于是老迈却又反对使用“舟舆”的他，当然只有骑着代表渔猎采集社会的“青牛”，毅然离开中原，离开高级富裕农业社会，走回过去，在回忆中寻找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成为“大陆导向文化”的种子。儒家进取，道家内敛的对照，明显可见。
仅仅只写了五千言的《道德经》，是老子出关前的“急就章”，也是他毕生思考所得，主张以“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为核心，劝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最后“复归于婴儿”，里面充满了渔猎采集社会所留下的智慧与美学。
老子所谓的“道”，从美学上来说，就是“随机应变自由有机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因为凡有生命力者，必能随机应变，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这种境界：时机未到，生命力尚未应变，一切都在“无为”状态，也就是保持原来本质的纯然状态，完全不搞“画蛇添足”式的刻意多余之举;而“恰当时机”一旦出现时，万事万物中，有生命力者，便会立刻把握应变而动，乘机发展而起，即可“无不为”。
老子骑青牛出关，是他一生信念的象征，是他生命力最彻底的发挥：以具体行动，实践自己在《道德经》中的主张。以经书而言，五千言未免太短，却字字珠玑，句句精要，绝非徒托空言一纸，大话高头讲章，难怪历久常青不衰，传颂中外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