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邑太清宫两通元代石碑的重要历史价值

    时间:2022-05-09 浏览:122

    从两通元代碑文看“海都之乱”的性质



    【作 者】任崇岳
    【作者简介】任崇岳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

    元朝初年宗王海都为争夺帝位而与中央政府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无疑是元朝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中外史籍均称海都起兵为叛乱。现在看来,并不惬当。
      一、问题的提出
    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有两通与海都有关的元代碑文,迄今尚无人作过研究。第一块为《海都太子令旨碑》。碑为矩形,高0.56米,宽0.80米,厚0.20米,现嵌于太清宫山门前围墙内。碑文楷书24行,满行17字,用青石制成,保存完整,但有些字迹已漫漶不清。第二块为《太清宫执照碑》。该碑为矩形,高0.60米,宽0.90米,今嵌于太清宫太极殿前左侧槛墙内。碑文楷书25行,满行13字。这两通碑文嵌入太清宫后即湮没无闻,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鹿邑县知县于沧澜等纂修《鹿邑县志》时,才补入卷十《艺文考》中。蔡美彪教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陈坦教授的《道家金石略》均未收录,直到1988年,陈智超同志校补乃祖的《道家金石略》一书时,才根据光绪《鹿邑县志》补入《海都太子令旨碑》,但把题目改为《亳州太清宫令旨碑》。而《太清宫执照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未予收录。现将两通碑文移录标点如下:
      (一)海都太子令旨碑
    长生天底气力里(下空十字)
    蒙哥皇帝福荫里(下空十字)
    海都太子令旨:张元帅俺根底奏告来:中都城里住底掌教张真人、北京城里住底张真人、王真人,恁□个根底,亳州有底太清宫里圣□□□□恁每,圣贤底大宫阙见坏□也,□□□这般说有。恁四个商议者:大圣贤底宫阙见坏□也,这般上恁根底倚付将去也。张□□□□众先生每,尊长(下空七字)蒙哥皇帝不倚付你来,那□么这□□□□阙修盖了呵,与(下空九字)蒙哥皇帝根底并俺每根底祝延祈福。不□恁住持那什么□与黄河那□□□底把军官每、管民官每、达鲁花□□□住行踏底军每,圣贤宫阙修盖□□□休得骚扰者,休得强夺物件者,□扰□夺呵,怎生般教修盖底起,怎生般□□祈福底成就。那底每,这(下空七字)令旨听了以后,搔扰呵,将那搔扰□□□元帅于俺根底说来者。那宫阙修盖□里头,教张元帅添气力护持者。俺每□文字。
    丁巳年□月初十日彻彻里哥刺哈有底时分□来。
      
    (二)太清宫执照碑
    宣差顺天府河南等路□□□上司文字,统领各万户军□□□起立亳州,其间有(下空六字)掌教李真人,为亳州西有圣祖太清宫观,经值兵革叁拾余年,殿宇崩塌,圣像损坏。此上差隐真大师提点石志玉等前来,已蒙宣差万户将周迥应有碑铭、砖石、园果、桑枣一切等物,施与本宫为常主,及出榜禁约诸色人等,普不得非理骚扰侵犯外,有北京张真人等钦依(下空七字)海都太子令旨前来重修,见行般运木植,准备兴工。所有已施为主,执照未蒙给降,乞照验事。准告使府相度。太清宫观古迹钦依太子令旨,将已施(下空七字)。太清宫地面每壹面宽壹拾里,肆面计肆拾里,于内应有底园果树木、养种田地一切等物尽行施与,为赡宫常主。南北宫以会仙桥为界,诸人并不得争理。所有执照合行出给者。
    右付知宫李志秘收执,准此。
    顺天曲阳黄岩端刊
    庚申年五月初一日给宣差顺天河南等路万户张

    有必要对这两通碑文稍作诠释。碑文中所说的亳州,实指今河南省鹿邑县,该县与亳州毗邻,属毫管辖。太清宫位于鹿邑县城东五公里的太清集东北隅,北临涡河,是祭祀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祠庙,也是老子的诞生地,太清宫原名就叫老子庙。自汉代以降,颇受历代统治者重视。元宪宗蒙哥即位后,“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①],道教颇受礼遇,因此中央政府多次颁布保护太清宫的圣旨、令旨、执照,碑刻至今尚存。碑文中的张元帅、张万户均指张柔,中都城里张真人、北京城里张真人、王真人分别指道士张志素、张志敬、王志谨。元初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王鹗奉敕撰写的《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记述此事时说:
    长春(丘处机)仙蜕,传法真常(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时则有今安肃公张柔戍兵亳社,命官持疏,俾事修建。真常先生委隐真大师提点石志玉、通微大师知宫李志秘为之经始,公亦委曲用心,拯力护持,其参佐卒伍,亦皆乐赴,仍给据并宫施地周四十里。无何,厥功肇启,而真常示寂。逮吾诚明之嗣教也,承海都太子之命,敦请崇道真人张志素、栖云真人王志谨同办其事。栖云未几物故,其门人辈为致力,崇道则朝夕以之,始终匪懈,增筑故基丈余,间架九楹,视旧制殊为壮丽。[②]诚明真人为张志敬。第一通碑文中的丁巳年为元宪宗七年(1257),彻彻里哥剌哈按寺观碑行文格式应是地名,表明令旨由这里发出。第二通碑文中的庚申年为1260年,这年应是中统元年,但忽必烈于这年三月初四(阳历4月15日)即位,五月初九(阳历6月19日)建元中统,五月一日(阳历6月11日)尚未改元,因此落款称庚申年,自在情理之中。

    二、海都是谁
    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的两通碑文,从内容上看,毫无新奇之处,诚如已故韩儒林教授所说:“元代寺观圣旨碑,凡为免除赋税禁止侵占而立者,皆千篇一律,就历史言毫无意义。”这两通碑文也不例外。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而在于以海都太子名义发布的令旨碑,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新课题:海都是谁?他既有资格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当是一个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何以史籍中并无海都当太子的记载?是典籍阙略?还是碑文有误?
    元代有两个海都。一个是成吉思汗六世祖,据《史集》、《蒙古秘史》记载,海都有三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叫伯升豁儿,成吉思汗的氏族即源出此人。但他早已驾鹤西去,未能活到蒙哥称汗时,碑文中的海都当非此人。另一个是窝阔台第五子合失之子海都。“他享年甚高……这个海都是在成吉思汗的帐殿(翰耳朵)中抚养大的。”[③]据考证,海都生于1235年,卒于1301年(大德五年),宪宗蒙哥七年(1257)海都23岁,正值锦瑟年华,碑文中的海都当指此人。如果此说不诬,又产生了另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一是除了王鹗撰写的宫观碑志外,其他史籍均不称海都为太子;二是汗位由窝阔台系转至拖雷系后,蒙哥为打击瓦解窝阔台系的势力,在他即位的第二年(1252)便分迁诸王,“迁海都于海押立地。”[④]海押立位于巴尔喀什湖与伊犁河之间的今哈萨克共和国地区,七年之后,“1259年,在塔剌思河畔召开了忽里勒台(贵族代表大会)以后,他被承认为中亚全体蒙古宗王的首领。”[⑤]海都既是中亚蒙古宗王的首领,何以能对距其封地万里之外的河南行省鹿邑县太清宫发布令旨?
    笔者在考察了各种资料后,认为碑文中的海都正是合失之子、窝阔台之孙。
      第一,从太子的角度考察。
    按照惯例,封建社会的嗣君才能称太子,但太子之称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周代天子及诸候的嫡长子或称太子,或称世子,起初并无严格轸域,列国国王之子亦可称太子。迨至汉代,被立为嗣君的嫡子始称太子,后成定制。但少数民族国家对此不甚计较,如《大金国志》中称阿骨打的第二子斡离不为二太子,第四子兀术为四太子即是一例。称之为太子,并不意味着他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蒙元时期最早出现太子称号的,是宋朝人徐霆疏证的《黑鞑事略》一书,其中说成吉思汗把河西(窝阔台)立为伪太子”。《蒙古秘史》中也有捏坤太子、合答安太子的称呼,但并无嗣君的含意。《圣武亲征录》曾多次出现太子一词,何秋涛注云:“斡歌歹(窝阔台)称三太子,即太宗也。太祖此时已定以太宗为嗣,故令大太子、二太子皆听其节制。”达表明术赤与察合台虽已明确不是嗣君,但可与窝阔台一样称为太子。《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中,成吉思汗6子除拖雷称睿宗外,其余皆称太子;太宗窝阔台7子中,长子贵由袭位是为定宗,二子阔端、三子阔出称太子,余皆称大王;定宗3子中,次子脑忽称太子,余皆称大王;宪宗5子均称大王,世祖10子中除皇太子真金外,无称太子者。蒙古人以前从不预立皇储,每汗之立,必经诸王百官集议,然后定策,谓之忽里勒台。尽管如此,定宗、宪宗之立,都引发过一场争端,“忽必烈鉴于前事,知汉法立储,实宗社至计,乃定策立真金为皇太子。”从此成为定制。
    以上情况表明,世祖以前,称太子者必须是大汗之子,孙子辈不称太子。窝阔台之孙失烈门称太子是特殊情况。因为窝阔台曾拟立失烈门之父阔出为皇储,但阔出死于进攻南宋的战役中,窝阔台爱屋及乌,又下旨立失烈门为嗣,故《元史》称其为太子。忽必烈立真金为皇太子后,局势丕变,非皇储不得称皇太子。海都之父合失并未当过大汗,窝阔台也从未示意过让海都为嗣,故海都不应称太子。庋藏于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的两通碑文,均称海都为太子,个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空谷来风,必有所自。可以肯定这两通碑不是赝品,太子二字也非误植,既然有了以海都太子名义发布的令旨碑,而海都又不应称太子,这就表明海都曾一度被忽里勒台确定过为储君。因此,海都称太子并不仅仅是称号,而是货真价实的汗位继承人。

    第二,从寺观碑文本身的角度考察。
    元代免除寺观赋税差役的碑文,分作圣旨、懿旨、令旨三种。圣旨碑无须多说,懿旨碑是指以皇后名义发布的碑文,多半发生在皇后摄政时期。如卫州汲县(河南卫辉市)的《北极观懿旨碑》、赵州(河北赵县)的《太清观懿旨碑》[⑥],均是以窝阔台皇后脱列哥那的名义发布的。《北极观懿旨碑》发布的时间是乙巳年,即1245年,当时太宗窝阔台已殁,乃马真(即脱列哥那)皇后称制;《太清观懿旨碑》则发布于丁未年,即1247年,当时“帝(定宗贵由)虽御极,而朝政犹出于六皇后(指脱列哥那)云。”[⑦]
    令旨碑是太子、诸王为免除寺观差役税粮而刊布的碑文。这类碑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太子可以无远弗届,向全国各地发布令旨,诸王则只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发布令旨,无一例外。出镇宗王虽然拥有征税、统率军队、使用驿站、招降谕叛、更张政事、参议行省事等特权,但“就实质而言,出镇宗王只是以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代表朝廷执行某些军政权力和任务。其镇戍区,则是他们征伐镇戍、监督军政的活动范围。”[⑧]如至元十四年(1277)以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剌名义发布的《厔(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令旨碑》便是一例。忙哥剌于至元九年(1272)被封为安西王,出镇陕、甘、川等地,冬驻京兆,夏驻六盘山,陕西为其势力范围。再如壬子年(1252)以忽必烈大王名义发布的卫州(河南卫辉市)《太一广福万寿宫令旨碑》。忽必烈当时虽非太子,但1251年宪宗即位后,“同母弟惟帝(指忽必烈)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⑨]迨至“1252年,蒙古帝(指宪宗)以中原之地封宗属,以河南、陕西之地畀忽必烈。”[⑩]卫州在忽必烈的封地之内,因此忽必烈在这里发布令旨是顺理成章的事。马儿年(大德十年,1306)以海山太子名义发布的山西霍县《霍岳庙令旨碑》是又一个例子。海山即元武宗,是成宗次兄答剌麻八剌长子,成宗时受命镇守漠北、驻军安台山(阿尔泰山)一带,曾与海都作过战。原来成宗只有一子,即皇太子德寿,他于大德九年(1305)十二月亡故。成宗弟兄三人,但其长兄晋王甘麻刺与成宗并非一母所生[(11)],因此甘麻刺之子不得与海山比肩,于情于理,都该由海山继承帝位。因此在皇太子德寿亡故至十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崩逝前的一段时间里,海山有权以皇太子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发布令旨。同时海山因佩有皇太子宝,具有代大汗亲征和以皇太子兼枢密使节制天下兵马的双重意义,在出镇诸王中,权势尤为显赫。
    海都的情况与海山近似,只是世祖以前的太子权柄没有这样大。河南行省本不是海都的势力范围,他却能以太子名义对鹿邑县太清宫发布令旨,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他是确凿无疑的汗位继承人,因为除了天子、皇后、太子外,谁都无权向全国发布令旨。
    三、海都何以能当上太子
    海都本是一宗王之子,之所以能当上太子,当然和蒙元时期的忽里勒台制度有关。世祖忽必烈之前,蒙古人不预立储君,要嗣位为汗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有大汗生前的推荐,二是必须经忽里勒台的同意,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246年出使蒙古的西方学者柏朗嘉宾谈到这一制度时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回到本土之后,并在那里制订了鞑靼人所必须严格遵守各种各样的法律和敕令。我们仅仅引证其中的两条。据其中一条规定,无论任何人,如他骄傲自大,以至于未经宗王们的推选而主动提出想成为皇帝,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处决之。”[(12)]太宗窝阔台殁后,贵由即位前,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惕赤斤擅自问鼎汗位,贵由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即追究此事,由蒙哥和斡儿答进行审讯,“审判结束后,一些异密们把斡惕赤斤处死了。”[(13)]《瓦撒夫书》记载,武宗海山即位后,追究世祖孙安西王阿难答(忙哥剌之子)擅立之罪,“以其违背成吉思汗法令,无皇族诸王之同意,谋夺大位,罚处死刑。”[(14)]这二人一是成吉思汗的幼弟,一是忽必烈的嫡孙,均因擅自觊觎帝位而丢了性命,处罚之严,令人咋舌!
    海都出自窝阔台家族,成吉思汗在世时曾下令皇位保持在窝阔台家系内,中外史籍对此均有明确记载。《瓦撒夫书》中写道:“世界征服者皇帝成吉思汗曾在他的法律书扎撒中……明确而毫不隐晦地命令道:只要窝阔台还有一个吃奶的后代存在,他在继承祖先的皇位、国家的旗帜和军队的统帅权方面,就优于其他[各支]的儿孙。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宗王和为数众多的军队……聚集在他(指海都)的保护旗下。”[(15)]《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话说:“我也使一子承继汗位。对于我的圣旨,不要更改,不要间断,不要贻误,不要失错,凛遵奉行。斡歌歹(窝阔台)的后代,如果虽然包着草,但是牛也不吃;虽然包着油,但是狗也不吃,难道我的后代子孙中连一个好的也不会有吗?”[(16)]蒙哥之立距贵由即位不过五年光景,当时拥立贵由为汗并立下誓言要将汗位传于贵由子孙的诸王多数还健在,言犹在耳,誓约已毁,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往拖雷系,良心上受到的谴责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拔都以宗王之长的身份邀集全体宗王举行忽里勒台,推戴蒙哥即位时,遭到窝阔台、贵由、察合台诸系后王的抵制,也是很自然的事。
    位为什么由窝阔台系转向拖雷系,有很多原因。
    一是家族矛盾。术赤“与他的兄弟察合台、窝阔台总是拌嘴、争吵、不和睦……在他与拖雷及双方家族间,开辟了一条诚挚团结之路。”[(17)]术赤与两个弟弟不和,是因为成吉思汗之妻孛儿帖被蔑儿乞惕人俘虏过,有孕归来,生下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怀疑术赤不是乃父的骨血,这一芥蒂和隔阂影响到了后世。尤其是1248年贵由以赴叶密立(新疆额敏东南)养疴为名,准备讨伐不肯翊戴他即位的拔都时,拔都接到了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的情报,也拔刀相向,整军来迎。旋因贵由死于横相乙儿(新疆青河东南),战争的阴霾才烟消云散。但拔都耿耿于怀,决心废黜窝阔台的后裔。当他以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蒙古全体宗王之长时,便要提携拖雷系,压抑窝阔台系了。
    二是贵由皇后行为乖戾,失去人心。贵由殁后,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在她摄政的三年中,“除了与商人作交易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斡兀立海迷失却大部分时间单独与珊蛮们在一起,沉溺于他们的胡言乱语中,而不认真治理国家。”[(18)]13世纪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说,蒙哥曾亲口告诉他:“海迷失是最坏的巫婆,她用她的巫术毁了她的全家。”[(19)]蒙哥是斡兀立海迷失的政敌,自然要不遗余力地诋毁她,其说虽未尽可据,但说斡兀立海迷失是最坏的巫婆,并不冤枉她。志费尼也说:“斡兀立海迷失整天跟珊蛮策划于密室,以实现他们的妄念和狂想。[其子]忽察与脑忽呢,他们在其母对面各据一宫,这样就在一个地方有了三个统治者。”[(20)]《多桑蒙古史》也有类似记载,兹不具引。她母子因为行为乖戾而失掉人心,而人心的向背就可能改变宗王们在忽里勒台的态度。同时脱列哥那皇后违背窝阔台立失烈门为嗣君的遗言,改立己子贵由为汗,客观上也给拔都拥立蒙哥提供了口实。
    三是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善于纵横捭阖,折冲樽俎,赢得了人们的赞誉。拖雷亡后,她循规蹈矩,体恤百姓,御下有方,纪律严明,从不违犯法令。当拔都以宗王之长的身份召集忽里勒台,遭到诸王反对时,她把儿子蒙哥派到拔都那里去联络感情,加深了术赤系与拖雷系的关系,“以至贵由汗死时,大部分人对于把汗国的权柄交给她的儿子蒙哥可汗,一致赞同,同心翊戴。”[(21)]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于以上三点原因,汗位终于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
    尽管拔都用武力完成了汗位的转移,但他并不具有成吉思汗、窝阔台那样的权威,擅自更改窝阔台的遗命,也不能使诸王心悦诚服。脱列哥那虽然也没有遵奉窝阔台的遗旨,但汗位并未跳出窝阔台系,拔都的做法未免走得太远。他可以用武力拥戴蒙哥,但为什么要蓄意违反窝阔台的遗命,却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当蒙哥登临汗位时,窝阔台的大将额勒只带反对说:“你们(指拥立蒙哥的诸王)曾全体一致议决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从窝阔台合罕诸子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他包上草,牛不会去吃那草,如果将他涂上油脂,狗不会瞧一眼那油脂,我们[仍然]要接受他为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宝位。你们为什么另搞一套呢?”[(22)]
    这实在是鞭辟入里的质问,在座的忽必烈只能以窝阔台遗命立失烈门,你们为什么又立了贵由来搪塞。这一辩解未免强词夺理,既然脱列哥那不遵窝阔台遗命,蒙哥又何必效尤呢?当蒙哥的使者要求贵由的遗孀斡兀立海迷失参加对失烈门等人的审讯时,她也提出了质问:“你们这些宗王曾经允诺并作出过保证:大位将永远属于窝阔台合罕家,任何人也不得与他的儿子们对抗,现在你们却不守信用。”[(23)]蒙哥对她的回答,就是把她抓来,赤身露体地审讯,然后沉入水中淹死。
    可能是这些抗争产生了效果,也可能是蒙哥、拔都与宗王们在忽里勒台上达成了妥协,立窝阔台的后裔为太子,以平息窝阔台系后王的不满。而海都适逢其会,在这时脱颖而出。中外史籍对海都的才干都一致肯定。《史集》说他“是一个很聪明能干而又狡猾的人,他对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奸诈而又狡猾。”[(24)]《多桑蒙古史》说他“为人足智多谋,交结术赤后王。”[(25)]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说:“海都宽仁有勇,深为西部蒙兀人所爱,建号漠北,右手宗王胥附之。”[(26)]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海都才横空出世,得以太子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布令旨,于是离海都封地山水迢递的河南江北行省亳州太清宫才有了《海都太子令旨碑》、《太清宫执照碑》,王鹗才能在《宫观碑志》中称他为太子。
    当蒙哥1251年即位时,海都才17岁,尚不到弱冠之年,显然还不具备治理一个广袤帝国所必需的才干和能力。迨到1259年蒙哥易箦时,25岁的海都奋发淬砺,羽翼已丰,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君临天下时,突然忽必烈从斜刺里杀出,于1260年抢先攘夺了帝位,海都的愤懑与不平是可以想见的。不平则鸣。他大声疾呼,奋力抗争,以图改变这种结局,而当这一切都无效时,出兵便是他唯一的选择了。这就是海都起兵对抗中央政府的真实动机。
    遗憾的是,元代统治者从汉文史籍中删削了海都被忽里勒台立为汗位继承人的事实,使得这一事件晦而不彰。亳州太清宫的《海都太子令旨碑》、《太清宫执照碑》和王鹗的《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因嵌于墙壁内,才得以躲过浩劫,保存至今,为我们研究元代初年北方诸王之乱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海都从至元五年(1268年)起兵,到成宗大德五年(1301)受伤死去,同元朝中央政府周旋了近三十年,除了海都的个人才能外,应该说宗王们对这位落难王孙的同情和支持,是他能支撑这么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海都起兵不是叛乱,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应该为海都正名。

    7楼

    注释:
    ①《元史》卷3《宪宗本纪》。
    ②《道家金石略》,《宫观碑志》,第84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③余大钧译:《史集》第2卷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⑤《史集》第2卷第13页注①。
    ⑥分见《道家金石略》第486、840页。
    ⑦《元史》卷二《定宗本纪》。
    ⑧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第19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⑨《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⑩《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70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1)《元史论丛》第3辑《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12)《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5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史集》第2卷第218页。
    (1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60页注。
    (15)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11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6)《蒙古秘史》第255节。
    (17) (18)《史集》第2卷,第114页、222页。
    (19)《鲁布鲁克东行纪》第31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10页。
    (21)《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657页。
    (22)《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54页。
    (23) (2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254页、第13页。
    (25)《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08页。
    (26)《蒙兀儿史记》卷74《海都传》。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