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诩（? —137），字升卿，东汉武平(今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村)人。虞诩的祖父虞经，是郡里很有名望的老狱吏，平生执法公允，心地仁慈，每当年终上报案件时，他都为要被处决的犯人流泪。他常对人说：“东海于公高筑门楣，其子于定国卒至丞相。我执掌狱事六十年了，虽不及于公，亦相差未远，奈何子孙不为九卿？”于是，就给虞诩取字叫升卿，对他寄予了无限希望，而虞诩后来也果然做到了卿大夫级别的高官。
    虞诩自幼好学不倦，十二岁即能通晓《尚书》。在虞诩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双亡，是祖母抚养了他，虞诩长大后，承担了赡养祖母的重任，被县里推举为“顺孙”。陈国的国相看重虞诩的才学和操守，欲召为吏，虞诩却以“祖母九十，非诩不养”为由拒绝了。后来，祖母寿终，虞诩服丧三年后才入仕，被当时的太尉李修直接辟选到太尉府，拜为郎中。
    东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已经不是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聚集在西北边境上的羌人开始不断骚扰西北凉州，光武帝曾经向西凉地区派出护羌校尉，可汉朝与羌人的战争和摩擦却一直没有停息过。汉安帝永初四年（110），东汉政府面临南匈奴的叛乱和西羌的民变，两面受敌，军队节节败退，尤以西羌的进攻为患。面对两个强劲的敌人，汉朝的兵力有点捉襟见肘。那时西羌已经攻打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和凉州（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形势非常严峻。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为由，想放弃凉州，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南匈奴。在一次公卿会议上，他打着比方说：“好像两件破衣，毁一补一，还有一件可用。不如此，将两无所用。”邓骘的提议自然不乏支持者，议者一片赞同之声。
    这个决议被虞诩知道后，急忙去找自己辅佐的太尉李修，他说：“公卿们定策放弃凉州，我觉得这恐怕是亡国的愚政。”李修知道虞诩一向很有见识，就问他有什么看法。虞诩说：“先帝开拓疆土，百战而后定，我们后世子孙怎么能轻言放弃呢？今困于军费，就放弃凉州重地，实在是浅薄之见。凉州一旦丢失，那三辅之地就是边塞了；三辅做了边塞，祖宗的园陵坟墓就在塞外了，富饶的关中平原就会战火连绵，连长安都会成为羌人铁骑随意出入的地方。这是万万不可取的。民间谚语都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凉州人民因为近于羌胡，民风强悍，妇女也能操戈持盾，而凉州兵将勇猛更是超过其他地方。羌人之所以还不敢深入三辅，就是因为凉州在后，有所忌惮的缘故。如果放弃凉州，羌胡没有了后顾之忧，必然对汉朝形成心腹之患。凉州人民之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是因为他们属于汉民。若弃其地，迁其民，必然使生异志，虽用孟贲、夏育为卒，以姜太公为将，犹不能当敌。”他认为：“议者以为补衣尚有所完，吾恐若疽之侵，不淫不可收拾。假设凉州豪杰怨恨朝廷弃之，必然又生巨患，到时候局面就真是不可收拾了。”
    李修听完这番话，甚为震惊，说道：“我没有想到这些，不是你说，几乎坏了国家的大事。”太尉进一步征询他的御敌之策，虞诩说：“今凉州骚动，人心不安。为了防止凉州由于动荡不安而发生变故，应该下令四府九卿，从凉州的豪杰和官吏子弟中选拔人才到洛阳做官，这表面上看是表示朝廷对他们的恩赏嘉勉，实际上是拿他们作人质，以防非常之变，只要他们有抗战的决心，就足以消弥边患。”李修觉得虞诩的话很有道理，就在御前会议上转述了虞诩的见解，得到众公卿们的一致认同，依照他的方案重新进行了部署，使凉州始终控制在东汉政府的手中。虞诩因此得罪了当朝权势煊赫的邓氏兄弟。当时在位的安帝只有八岁，朝政由皇太后邓绥临朝，其兄邓骘辅政，邓氏四兄弟同时被封为万户侯，分别控制着东汉的要害部门和地区。三年前，当羌人刚起事时，邓骘曾亲率大军前往征伐，结果大败而归，后以贵戚得任大将军，专断朝政，虞诩一个小小的郎官竟敢推翻大将军的意见，丢了他的面子，叫他愤恨不已。
    朝歌（今河南淇县）流民宁季等数千人造反，攻杀官吏，烧杀抢掠达数年之久，州郡官府都无能为力。邓骘便有意让虞诩担任朝歌长，（秦汉时万户以下的县的长官）以泄私愤。虞诩的朋友都为他惋惜，以为他此去凶多吉少。虞诩却非常乐观，他笑着说：“志不易求，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如何识别利器？”俨然一副英雄气概。虞诩刚到任，就立即拜见了河内太守马梭。马棱见他一介书生，不免叹道：“君儒者，当谋划于庙堂之上，奈何反来朝歌为官？”虞诩仍然信心百倍地说：“我任职之日，士大夫皆相悼勉，而以我之见，知宁季之辈无能为也。朝歌，是韩国、魏国之郊，背太行，临黄河，距熬仓百里，而青、冀两州流亡万余人在此。宁季知开仓招众，劫府库兵器，守城皋，断天下右臂，故不足忧也。”“现贼众正盛，不好与之争锋，兵不厌诈，希望多给我兵马，交给我缉捕盗贼的一切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和妨碍。”
    虞诩正式上任后，下令政府官员们分三等招募壮士，自属僚以下，都要把自己所知之人予以举荐。以能打家劫舍的为上，会盗窃的为中，好逸恶劳的为下，一时聚众百人。虞诩大摆宴席，赎其罪，然后让他们混入变民中，引变民出动，他却伏兵四周，杀变民数百人，挫伤了变民的锐气。同时，虞诩又暗中收买了一些会缝纫的贫民，投奔到变民中，将特定的彩线缝在变民的衣服上，作为标记，一旦有变民出现在县城，官府就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捕获。变民因此十分恐惧，以为天神作对，都各自奔散了。一时间，市人都道虞诩神明。朝歌于是平定了下来，虞诩升为怀县县令。
    元初二年（115），羌人入侵武都，邓太后因为虞诩有将帅的谋略，就提升他为武都太守，令他西行平叛，并在嘉德殿召见他，厚加赏赐。在虞诩率部队前往武都(今甘肃成县)途中，羌人首领率数千人，阻截虞诩于陈仓、崤谷一带。虞诩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为了麻痹羌人，虞诩扬言已上书皇帝派兵增援，只等援军一到就进剿。羌人信以为真，便分几路劫掠附近各县去了。虞诩乘羌人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率部急速西进，日夜兼行二百余里，还令士卒每人各造两锅灶，每天增灶一倍，终使羌人不敢逼近。有部下问他：“当年孙膑围魏救赵时是采用逐日减灶之法，而将军您却逐日增灶；兵法上说一日行军不得超过三十里以备不测，而今我们却日行军近二百里，不是有违兵家大忌吗？”虞诩说：“敌军人多势众，而我军兵少，慢了则易被敌追击，速进则不为敌所预料；敌见我灶日增，必然认为援兵已到，故不敢紧逼。当年孙膑是示敌以弱，引敌追击；我今却示敌以强，吓退敌人的追兵，这是因为各自所处的态势不同的缘故。”
    赶到武都后，虞诩清点部队，总共不满三千人，而羌人骑兵多至万余。羌人围攻赤亭数十日，形势对汉军非常不利。为了有效杀伤敌人，虞诩下令停止发射守城的硬弩，用骑兵惯用的小弓射箭，诱惑羌人来攻。羌人看到弓矢力弱，杀伤力很小，果然便合力向汉军发起急攻。虞诩令二十名强弩手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人死伤惨重，很快溃退下去。虞诩立即挥兵出城奋击，羌军大败。次日，为了继续迷惑敌人，虞诩集合全部人马，从东城门出去，又从北城门回来，入城后又更换服装，来回数次。羌人始终不知城中汉军人数，十分惶恐，就准备撤军北逃。虞诩早就料到敌兵必然撤退，便在浅水之处暗设伏兵五百多人等待羌兵到来。不久，羌兵果然撤退，羌兵刚一进入埋伏圈，埋伏的汉兵四下杀出，羌人仓促奔逃。从此羌人再也无力大规模侵扰东汉了。
    军事上获得胜利后，虞诩又开始了在民治上的努力。根据武都郡的地形，他构筑堡垒要塞一百八十座，招还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开始屯田耕种，发展生产，武都郡很快安定了下来。原先武都一带运道艰难，舟车不通，虞诩让吏士开漕船道，烧石剪树几十里，于是水运通利，每年节省4000余万。虞诩刚到武都时，大米每石卖到数千钱，人口只有13000多户。在虞诩的治理下，仅两三年的光景，大米每石跌到了80钱，人口增至40000余户。
    由于政绩斐然，永建元年（126），虞诩被征召入朝，出任司隶校尉，负责整个东汉朝廷的司法监察工作。虞诩上任后，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便劾奏了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及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使百官侧目，认为他为官太“苛刻”。于是，司徒朱伥、司空陶敦、太尉朱宠三公一并上疏攻击他，理由是拘捕人犯，有违典制，使民为患。虞诩上书自辩：“法禁为俗之堤防，刑罚为人之衔辔，如今郡县各级互相推诿责任，百姓怨恨，上诉无门；而朝中士大夫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举发之赃罪，千奇百怪，三公恐为臣所劾奏，遂加诬罪，臣愿效法古人史鱼，继之以尸谏。”汉顺帝认为他言之在理，又为他的精神所动，不仅没有加罪他，反将不称职的司空陶敦罢免了。
    中常侍张防恃宠而骄，特用权势，经常收取贿赂，干涉司法行政。虞诩多次查明了他的劣迹上奏，却都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虞诩不胜其愤，便到朝廷的最高审讯机构廷尉那里自劾，要求入狱，并再次上奏：“昔日安帝任用樊丰，大乱朝纲，几亡社稷。今张防复弄权柄，国家之祸再于朝。臣不忍与张防同朝共事，恳请收之于狱，勿使臣重蹈杨震被诬之辙。”顺帝闻奏，把张防叫去核实情况。张防一见顺帝就嚎啕大哭，说虞诩陷害他。顺帝当然更相信陪伴自己长大的张防，便不分青红皂白以诬告之罪把虞诩下了大狱，被罚劳役。而张防并不肯就此放过，为了除掉虞诩，使人对他进行残酷迫害，两天之中，虞诩竟遭四次拷掠，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就连狱吏也看不下去，劝他自己了结算了。虞诩说：“宁赴刑斩以示众人！”就是死了，他也要奸佞背上一个恶名，决不走自杀的道路。
    虞诩“以忠获罪”的事情惊动了朝野，中常侍孙程、张贤来见顺帝为其申辩。拥立顺帝有功的浮阳侯孙程，为人正直，他慷慨陈词：“陛下昔日被废为济阴王，常恶奸臣，知其倾害国家，今即帝位反自为之，何以言先帝之非？张防贪赃枉法已明，又构陷忠良，宜速收其入狱；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被羁押，应予释放，复其官职。”当时张防就侍立在顺帝身后，孙程大声叱道：“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将他驱赶出去，又对顺帝说：“赶快收押张防，免得他又搬弄是非。”顺帝拿不定主意，征询几位尚书的意见。与张防交好的尚书贾朗在侧，他竟指虞诩有罪，这使顺帝更加犹豫不决。时虞诩之子虞顗在太学教书，为救父亲于危难，同门生百余人，悲泣着高打白幡在皇宫门口请愿。适中常侍高梵的车驾出来，众人“叩头流血，诉言枉状”，高梵入宫谏言于顺帝，最终张防被发配边疆，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虞诩被赦出狱。虞诩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为朝廷铲除了奸佞，孙程认为他有大功，再次上书赞扬虞诩，语气更加激切。顺帝看到遍体鳞伤却仍然言辞坚定的虞诩，也心怀感动，任命虞诩为尚书仆射(相当于丞相)，虞诩终于完成了祖父对他位列公卿的愿望。
    当时东汉有一项弊政，允许老百姓出钱赎罪、赎罚，还美其名曰：“谪罚输赎”，收来的钱号为“义钱”，说是用来赈济贫困，而实际上都入了太守、县令的私囊，并已成为惯例。不断有人举报贪官污吏借机敛财，但是上奏到刺史、三公那里后很少再有向皇上奏报的。还是虞诩上疏说：“近来上章控告郡守、县令聚敛百万以上者的奏章不绝，谪罚收入达数千万，但三公、刺史极少举奏。而以往州郡以走卒钱（出钱免为官府差役）致人贫困，司空尚要劾按，以致州、郡、县长官皆被免黜。今后应遵从前制，罢废此类以权代法之制。”引起朝廷的重视，朝廷将虞诩的奏章原文传发下去，并切责州郡。“谪罚输赎”的坑民之法便自此罢废。
    宁阳县主簿入朝控诉县令违法曲断，事情拖了六、七年不见朝廷察办，便上书发牢骚说：“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奏章百上，终不见音讯，臣可否北去向单于诉怨？”皇帝读了这篇出言不逊的奏书，顿时火冒三丈。他将奏书掷给尚书们看，大家都顺着皇上的意思，欲定宁阳县主簿“大逆不道”的死罪。只有嫉恶爱民的虞诩轻松地说：“这不过是好像小孩子和父亲发发怨气罢了。他屡次上书，不能上达，这是有关官员的失职啊。这个人有些愚蠢罢了，不足以死罪。”顺帝纳虞诩之言，不过鞭挞了宁阳主簿而已。虞诩还当面责备了在场的诸位尚书：“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到朝廷告诉而不为理，岂是我们做臣子的行为。君与人格卑污的长吏何亲，而与怨人何仇乎？”几位尚书都惭愧而心服。
    虞诩秉性刚直，好刺举，多次因此而得罪权贵。他曾九遭谴考，三遇刑罚，但其刚正性格终老不屈。永和元年（136），虞诩升为尚书令，可是不久，他便“以公事去官”。究竟是什么原因，史家语焉不详，但从他“好刺兴，无所回容”的性格看，大抵也是这类犯颜直谏的“公事”。后朝廷思其忠，复徵用之，不久卒于任上，他在临终的时候对儿子虞恭说：“吾事君以直为道，行已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斯获罪于天也。”虞恭也有俊才，后官至上党太守。
    虞诩死后葬于邱集西南清水河西岸，墓冢面积4500平方米，封土堆高5米，墓室呈“中”字型，出土有陶磨、陶盆、罐、壶、五铢钱等。墓前原立有清光绪三十年（1691）“汉尚书讳诩字升卿虞公墓”碑，现存鹿邑县博物馆。《水经注》载：“涡水又东径武平县故城北。城之西南七里许有汉尚书令虞诩碑。碑题云‘虞君之碑’。今碑已佚，墓东南五里为丘集，有碑曰：“虞公故里”，今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