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前505）孔子四十七岁，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口头答应，但终不仕（见《论语·阳货》）。退而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而《列子·仲尼篇》孔子所言“曩吾修《诗》、《书》”，可见，“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距此时已是“曩”时。《尔雅》：“曩，久也。”
周敬王十八年、鲁定公八年（前502）孔子五十岁，在鲁，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孔子所言“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自然也在此时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昔”，从前。《易·说卦传》：“昔者，圣王之作易也。”又如：抚今追昔、今非昔比、今胜于昔等等。
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孔子五十四岁，为鲁国大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孔子为了削私家以强公室，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遂将堕三都。而此前孔子在鲁国一直忙于政务，与“闲居”不符。
次年，即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五十五岁时出奔卫陈诸国长达十四年，直到孔子六十八岁，即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前484）春，齐师伐鲁，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孔子去鲁访问列国诸侯，颠沛流离凡十四年至此才算结束。《孔子年谱》载：“（此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符合“闲居”的生活状况。
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孔子七十一岁时，颜回死，享年四十一岁，孔子哭之恸，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而“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时颜回尚在“援琴而歌”，故此事必在颜回去世之前。
综上所述，符合《老子·仲尼篇》所言的“闲居”、“颜回援琴而歌”、“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曩吾修《诗》、《书》”、“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等等条件的，只能是孔子晚年居鲁的这一段时间，即公元前484年孔子归鲁，至公元前481年颜回去世期间，也就是孔子六十八岁至七十一岁之间。
那么，这段时间老子在哪里呢？
据《老子年谱》考证：
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老子五十六岁岁，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相县居住。
次年（前515），老子五十七岁，因王朝图书被运走，老聃失去职位，去往秦国。
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前501）老子七十一岁，孔子时年五十一岁，孔子南至沛地向老子问学。此时孔子刚过“乐天知命故不忧”之年，颜回于此时必定不会说“吾昔闻之夫子曰”，而且三年之后孔子升任“鲁国大司寇”，正是政务繁忙之时。
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前485年）老子八十七岁，去关入秦，途中为函谷关令尹喜挽留，撰写《道德经》。次年，孔子归鲁，此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闲居”生活。
通过两个《年谱》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的时候，颠沛流离十四年归鲁“闲居”的孔子在六十八岁至七十一岁之间，这时的老子已八十七岁，已于数年前去关入秦，不知所云了。也就是说，此时老子肯定不在陈国，陈国只有老子的弟子亢仓子。所以，《列子·仲尼篇》陈大夫不知老子在何方？故不言老子为“陈国圣人”，而仅言 “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也就不足为奇了。
能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孙先生没有注意的另外两件事实，《列子·仲尼篇》随后又写道：“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
这段对话的时间应该在“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之后，是前后相关联的事情。其大意是说：
宋国太宰看见孔子说：“你是圣人吗？”孔子回答：“圣人我怎么敢当？然而我是博学多识的人。”太宰问：“三王是圣人吗？”孔子回答：“三王是善于运用智勇的人，是不是圣人我不知道。”太宰问：“五帝是圣人吗？”孔子回答：“五帝是善于推行仁义的人，是不是圣人我不知道。”太宰又问：“三皇是圣人吗？”孔子回答：“三皇是善于顺应时势的人，是不是圣人我也不知道。”太宰听了大惊，说：“那么谁是圣人呢？”孔子听了这话，脸色陡变，过了一阵，才回答道：“西方有个圣人，不实行治理而国家就自然安定，用不着表白而自然得到人民的信任，不施行教化而政教自然地流行，多么伟大啊！百姓无法用语言称颂他。我怀疑他就是圣人。但不知道他真是圣人呢？真不是圣人呢？”
孔子在这里所言的西方圣人显然就是老子，其“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的思想正是老子学说的集中体现，加上孔子推崇老子为龙，《史记·老子列传》载：“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庄子·天运》亦说：“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归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xie），予又何归老聃哉！’”
孔子在这里所言“西方”是周代的习惯用语，指与东方诸国相对应的中原地区西部的周王室及秦国。《诗·邶风·简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庄子·让王》有: “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岐阳即岐山之南（今陕西凤翔）。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周朝兴起的时候，孤竹国有两位贤人，名叫伯夷和叔齐。两人相互商量：“听说西方有个人，好像是有道的人，我们前去看看。”他们来到岐山的南面，周武王知道了，派他的弟弟旦前去拜见，并且跟他们结下誓盟，说：“增加俸禄二等，授予一等官职。”然后用牲血涂抹在盟书上埋入地下。总之，春秋时期的“西方”就是指的西周丰镐和成周一带。《国语·晋语四》：“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大事。”韦昭注： “西方谓周。诗云‘谁将西归’，又曰：‘西方之人’，皆谓周也。”这是因为周兴自西方，丰镐和成周都在东方诸国之西，所以东方诸国称周人为西方之人，周书为西方之书。
可见，在《列子·仲尼篇》中孔子的这段话进一步证明老子当时已经不在陈国，而在函谷关以西的“西方”，老子在“西方”，是高于自己以及三皇五帝的真正“圣人”。
另外，《庄子》、《列子》都是道家的经典文献书籍，推崇老子为高于三皇五帝以及孔子之上的“圣人”亦在情理之中。
能证明此时老子已经去关入秦的还有《列子·仲尼篇》最后关尹喜论道的部分：关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箸。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违道，道不违物。”列子在这里用关尹喜的一段话对《仲尼篇》上述故事、议论加以概括和总结，提出“物自违道，道不违物”的论述。关尹喜，又作关令尹喜，或关令尹、尹喜。《庄子·天下篇》中将老子与关尹称为“古之博大真人”。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将其奉为祖师。《古今图书集成》载：“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关尹喜见紫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于是，关尹执弟子礼，向老子请教，老子亦知其奇，应其所求，著道德经五千余言，留传世上，并尽传关尹以内外修炼之法。后随老子“俱游流沙，莫知所终”。既然《列子·仲尼篇》将关尹喜的言论放在该篇的结尾，可见《仲尼篇》所陈述的事情都应该在老子出关之后。
这里顺便说一个题外的话，“涡阳说”坚持认为老子不是陈国人的本意是想把老子归之为“宋国相人”。孙先生绕了一圈得出陈大夫不言老子为陈国圣人证明了老子不是陈国人，但是在《庄子》同一篇文章里，宋国的太宰说了一大推“圣人”的名字，同样也没有提到老子是“宋国的圣人”，甚至连类似亢仓子这样在宋国“得聃之道”的老子弟子都没有，这是不是更可以证明老子也不是宋国人呢？不知这样的“矛”刺一下同样的“盾”会得出什么结论？
综上所述，孙先生与“涡阳说”的学者将《老子·仲尼篇》“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所言亢仓子为陈国圣人而不提老子之事，以此作为老子不是陈国人的证据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就实在是有些过于武断、草率了。
其实，对当时老子是否在陈国孙先生也是很用心的，孙先生在《老子故里研究》一文中又写道：
或许此事发生在老子西出关之后？陈大夫因老子下落不明，只好推出亢仓子作为陈国圣人？但此事只能发生在老子居沛之时。我们的根据还是在《庄子》中。据《庄子·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南荣趎（音chu)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三字，则可以及此言矣。”南荣趎曰：“……趎勉闻道耳矣！”庚桑子曰：“辞尽矣。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嬴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
孙先生认为：《庄子·庚桑楚》中这一段记载之事与前引《列子·仲尼》所述在陈大夫推荐下庚桑子到了鲁国，在时间上正好衔接。《庄子·庚桑楚》所记之事发生在后，它告诉我们：第一，庚桑楚到鲁国之后，住在畏垒之山，有许多人向他问道。其中有一位叫南荣趎的人，因悟道有困难，庚桑楚又推荐他南见老子。显然，老子是庚桑楚所崇信之人。很可能正如《列子·仲尼》中陈大夫所说，庚桑楚是老聃的弟子。第二，老聃也知道庚桑楚到了鲁国并在鲁国隐居讲道。从他问南荣趎的语气看（“子自楚之所来乎？”），老子俨然以老师的身份讲话。总之，庚桑楚是老聃弟子，到鲁国后住在畏垒山，老聃此时在鲁之南边某地隐居，这个地方亦当是孔子南之沛、杨朱南之沛之“沛”。老子就在陈国附近，与庚桑楚之间通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陈大夫居然只说庚桑楚是陈国圣人。如果老聃是陈国人，陈大夫又明知老聃是庚桑楚的老师，他这样说，置老聃于何地？这只能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那就是老聃不是陈国人。
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孙先生也知道老子在“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的时候如果不在陈国，那他上边的论述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或许此事发生在老子西出关之后？陈大夫因老子下落不明，只好推出亢仓子作为陈国圣人？”但遗憾的是，孙先生在没有详细考证之前就又一次武断地说：“但此事只能发生在老子居沛之时。”
庚桑楚（生卒年不详），原名亢桑子，一名庚桑子，即《列子·仲尼篇》里的亢仓子。有说为楚国人，有说为陈国人，春秋时期思想家。独得老聃真传，是道教四大真人中的亢子。在上述论述中，孙先生认为，《列子·仲尼篇》中的“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鲁侯闻之大惊，使上卿厚礼而致之”在前，而《庄子·庚桑楚》中的“以北居畏垒之山……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在后。也就是说鲁侯听陈大夫说亢仓子是陈国圣人之后大惊，使上卿厚礼请亢仓子到楚国，亢仓子到了楚国之后，居住在畏垒山，南荣趎在鲁国向他问道，而庚桑楚（亢仓子）无法回答南荣趎的问题，只好让他南见老子，于是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鲁国之南就是陈国，老子在“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的时候是在陈国的，而陈大夫此时在鲁国又言陈国圣人是亢仓子而不是老子，可见老子不是陈国人，故而老子故里一定不在陈国。
孙先生的推理非常精巧，为了证明《列子·仲尼篇》“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的时候老子在陈国，孙先生举出《庄子·庚桑楚》和《列子·仲尼篇》相互印证得出上述结论，只可惜，孙先生在这里又没有认真研读史料，犯了移花接木、颠倒次序的主观臆想的错误。
其实，稍微细读一下庄子和列子的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历史记载与孙先生的推测恰恰相反。《庄子·庚桑楚》“北居畏垒之山”（在陈国）在先，而《列子·仲尼篇》“鲁侯闻之大惊，使上卿厚礼而致之”（在鲁国）在后。我不知道孙先生所说：“庚桑楚到鲁国之后，住在畏垒之山”的史料是从哪里得来的，有那本书上说过畏垒山在鲁国？有那本史书说过庚桑楚住在畏垒之山是到鲁国之后？《庄子·庚桑楚》记载庚桑楚（亢仓子）是在陈国“偏得老聃之道”，而后“以北居畏垒之山”，“居三年，畏垒大壤”，这才让“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庶几其圣人乎！”亢仓子是在畏垒山三年之后才被推崇为“陈国圣人”的，所以，这个畏垒山一定在陈国而不是在鲁国，否则庚桑楚（亢仓子）就应该是鲁国圣人而不是陈大夫讲得“陈国圣人”。反之，如果按孙先生所说，庚桑楚（亢仓子）是以圣人身份被陈大夫推介到了鲁国，受到鲁侯“卿厚礼而致之”、“卑辞请问之”，然后庚桑楚（亢仓子）居住在鲁国的畏垒山，请问孙先生，如此，还有可能出现《庄子·庚桑楚》所记载的那些情景吗？鲁侯把他尊为“圣人”，“厚礼而致之”，老百姓却“庚桑之子始来，吾洒然异之”，直到三年以后才将他“几其圣人乎”。难道是他在鲁国又一次被人“异之”三年后才又一次被鲁国人推崇为“圣人”吗？如果他是在鲁国的畏垒山被推崇为“圣人”的，那他应该是哪国的“圣人”呢？
这么浅显的问题，孙先生怎么能看不明白？简而言之，庚桑楚（亢仓子）只有在陈国才能当面“偏得老聃之道”，只有在陈国的畏垒山锤炼三年才能被人认识，推崇为“圣人”，他有了这样的声望和地位，才有可能被陈大夫尊为“陈国圣人”推介给鲁侯，才能被请到鲁国“厚礼而致之”。如果庚桑楚（亢仓子）的行程如孙先生般倒过来看，该怎么解释，那不都成了一盆浆糊了吗？
当我们确定了庚桑楚居住的畏垒山是在陈国而不是鲁国之后，我们再看老子当时的居所。《庄子·庚桑楚》记载的庚桑楚（亢仓子）在陈国畏垒山被推崇为圣人之后，有很多人前来拜访他，向他求教。南荣趎就是其中之一。此后有庚桑楚与南荣趎的一段对话。庚桑楚跟南荣趎讲了很多很多，讲得口干舌燥，但是都没用，庚桑楚无奈地说：“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 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
此文没有说老子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说老子就在陈国，而是说老子在离畏垒山南边七天七夜行程的地方，无论畏垒山的具体位置在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什么地方，按这个行程，老子都应该在陈国或者陈国南部以及楚国东北部今驻马店市东部、周口市南部的的某个地方。
在这里我们顺便纠正“涡阳说”另外一个错误理解，谭宝刚先生在《老子籍贯和归宿地考》中写道：“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老子不是楚人，但从老子对南荣趎的问话‘子自楚之所来乎’可以看出，‘免而归居’的老子回到的老家决不是楚地，不然老子就不会问南荣趎‘子自楚之所来乎’。既然老子的老家不是楚地，则老子自然不是楚人。”在这里，谭宝刚先生又是看走眼了，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并不是问南荣趎是否从楚地来的，而是问你是否从（庚桑）楚的住地来的。此“楚”非彼“楚”，老子问的是人名庚桑楚之“楚”，而非地名楚国之“楚”。所以，谭宝刚先生拿《庄子》这个记载来否定老子是楚国人显然是一厢情愿的，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简而言之，我们从《庄子》、《列子》两部道家经典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么一些基本情况：
庚桑楚（亢仓子）在陈国从师老子，而后到陈国北部畏垒山三年，初不为百姓所接受，因连年丰收被人认识进而推崇为陈国圣人。南荣趎求教于他，庚桑楚让他“南见老子”，于是南荣趎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此时老子在陈国南部或楚国东北部居住，这个时间大约在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老子56岁时，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老子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相县居住的这段时间。此为《庄子·庚桑楚》所记。
其后三十余年，即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至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孔子六十八岁至七十一岁“闲居”鲁国时，陈大夫介绍亢仓子到鲁国，鲁侯“厚礼而致之”。而老子已于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前485）八十七岁时去关入秦，不知所终。故陈大夫介绍仍留在陈国的老子弟子亢仓子为“陈国圣人”，而孔子则推崇已去关入秦的老子为“西方圣人”。此为《列子·仲尼》所记。
综上所述，从《庄子·庚桑楚》和《列子·仲尼篇》有关老子的记载中，我们只能大约看出老子在此期间曾经在陈楚之间的某个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很难从这些记载中判断出老子居住地的准确位置，而牵强附会、移花接木地以这些模糊的只言片语来认定老子故里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要确认老子故里之所在，必须回到迄今最早记载并明确标明老子故里的司马迁《史记·老子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这个基本点来！
（写于2012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