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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

 

  法家学说反噬法家的原因:法家把维护君主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将臣民利益强行纳入君主利益体系,必然遭致他们的抵触和反对。法家政治学说内在地要求一个素质完备的君主,来推行法家的治国思想和解除法家的现实困境,但是现实中的君主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法家的法律设计先天不足,认同君主具有超越法律的无上权力,这使法家难以矫正君主的缺陷与错误。由此,为君主效命的法家便难免遭遇悲剧命运。

  一、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

法家学说“会吃掉使用它的人”,其提倡者也往往死于这一学说。(张祥龙:《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第10页)这就是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讨论法家学说对法家的反噬现象,应区分两类法家。一类是貌似的法家,例如赵高,指鹿为马,完全背离法家“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的思想,漠视法治原则,法律沦为其打击异己,残害他人的工具。

他无论是否法家,罪皆当诛。我们难以从他的下场判断法家学说的反噬情况。另一类是真正的法家,即“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韩非子·奸劫弑臣》),商鞅、吴起、韩非、晁错等人皆属此列。法家学说对他们的反噬一目了然,发人深思。这类法家才是我们探讨的对象。

  关于法家之死,西汉的文学之士有如此评论:“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卒车裂族夷,……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盐铁论·非鞅》)这似乎很好地解释了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但是这些文学之士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们认为杀死法家的是全国百姓,实际上杀死法家的不是百姓而是君主。商鞅死于秦惠文王之手,韩非死于嬴政之手,就连汉朝的法家代表人物晁错也是为景帝所杀。

  既然这些法家都死于君主之手,因此要探究法家的反噬现象,就必须考察法家学说与君主的关系。为何法家忠心耿耿地进谏或辅佐的君主会杀死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家的学说反噬了法家?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学说进行分析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法家理论对君主的要求与法家的现实困境

在韩非设计的法制体系中,君主既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又是支撑整个法制体系的基础。下级官员能否依法行政主要取决于上级的督管,如果君主不依法治政,大臣就不可能奉法行政,其下各级官员就更难以守法廉政。即使公布了法律,整个国家也会陷入毫无法治可言的状态。但是如果君主愿意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臣民愿意奉公守法。明察一切不法之行是实行法治和严明赏罚的必然要求。为此韩非设计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发现奸蔽的途径,前者即君主对臣子的洞察,后者即告奸。

实行告奸,“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天下弗能蔽弗能欺”(《韩非子·奸劫弑臣》)。因此这两条途径是一体的,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补充,但它能否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前者。如果君主不能明断善恶忠奸,告奸非但不能成为其去除蒙蔽的手段,反而会成为其遭受蒙蔽的来源。因此法家要求君主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

  根据《韩非子》,要真正实行法家的治国思想,君主至少应具备以下素质:以法为本;赏罚严明;精于处势;善于操术;明悉治国三道;掌握治臣三经;坚持三守;识破五壅;细察六微;善用七术;明辨八说;通晓八经;破除八奸;避免十过;还要善纳谏言,知人善任;除此之外,还要具备《韩非子》中所论述的君主所应具有的其它素质。君主达到了所有这些条件,才能彻底明察忠奸,赏罚得当。但是法家要求君主具有的这些素质,君主是很难俱备的。而这正是法家悲剧命运的根源。

  根据法家的学说,“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韩非子·孤愤》)君臣的利益本来是不一致的,实行法家的政治主张,意味着削弱乃至剥夺享受世袭爵禄的贵族的利益,限制官僚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运用权力,阻断他们谋取私利的路径;同时也会打破百姓习惯的生活方式,约束许多百姓的习惯性言行。法家试图通过法律将臣民的利益和行为强行纳入君主利益的框架之中,这必然会遭致他们的抵触和反对。如果君主足够贤明,法家能够逢凶化吉。如果君主迁就贵族、大臣或百姓的习惯或迎合他们的心理,法家的处境就危险了。就此而言,法家学说反噬的关键因素似乎是明君希见。

  三、法家学说反噬的制度与理论根源

  法家既然认识到明君希见,即便为了君主的利益,也应从法律和制度上采取补救措施,在君主做出违背其真正利益的行为时,能够通过法律和制度予以制约。但是君主专制恰恰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法家制定的法律都是约束臣民的,不能约束君主。商鞅主张的“刑无等级”指的是“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罪必惩。(《商君书·赏刑》)韩非提倡的“法不阿贵,”指的是“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篇》)。它们都是指臣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的这一缺口对于法家来说是致命的。

  主尊臣卑的不平等地位,君主拥有的超越法律的权力,都是法家不能挑战的前提。权力最大者恰恰是不受法律约束者,这暴露了法家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由于法律不能约束君主,当君主的欲望和行动背离其真正利益时,法家越是忠心耿耿,坚持依法治国,就越可能遭遇悲惨的命运。吴起、商鞅、韩非、晁错等皆是为了君主利益而死。

  这就是说,法家的法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人治与法治的共存,确切地说是人治下的法治。在这种体制下,法治难以长久稳固,法律容易转化成人治的工具乃至玩偶。秦二世当政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虽然法律没有变,但是法治似乎已不复存在。

法家政治学说的缺陷与其人性学说密切相关。法家认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既然如此,法家岂不亦是如此。法家一方面向君主揭示人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以此推销其法治思想;一方面又自许“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韩非子·问田》),让君主相信他们忠心事国。

但是,如果君主相信其学说,便不可能认为其忠心奉国;如果君主认为其公而无私,便不可能相信其学说。真正的法家既然是一心为君的仁智之士,他们自身就表明人性并非皆是趋利避害。既然忠臣是实行法治的条件,法家就不应主张单纯以刑赏二柄治国。即便从培养和造就忠臣的角度考虑,也应在百姓和官吏之间进行道德教化。果真如此,法家的命运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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