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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的逻辑渊源

诸子百家的逻辑渊源

苏红青

 

    我们通过老聃哲学中几个基本概念来探讨它与自然哲学的逻辑渊源。我们在《道德经》中完全看不到关于这些基本概念的推演交代,但从这些概念本身的内涵却可以清晰看到它们的逻辑来源。

    《道德经》仅仅五千余字,篇幅很小。但把它雕刻到竹简上就是一大摞了,这个是部分原因,很现实的。

    老聃也开创了道家学说,沿着他的哲学形成了一个哲学流派。但我们要区分道家学说与老聃哲学,它们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的几个哲学流派中,道家学派与其开创哲学之间的区别是最大的。老聃哲学尽管显示了其悲观的情感,但这种悲观情感中却隐藏着非常积极而良性的情感,如果其继承者能够抓住这点,那么就会产生我们非常期待的哲学。然而,这已是不可能了。但我们不能因此淹没老聃哲学的光芒。

    有人说,孔丘哲学继承并发展了前三代正统的人文思想,尽管这是很夸张的,但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肯定了这点,那么就等同于肯定了如下的判断,孔丘哲学的原创性并不大。但这个判断又是不妥的。因为一个社会形态是包罗万象的,无论是老聃哲学,还是孔丘哲学,抑或是法家学说都是从社会形态中来的。而前三代的人文思想并不成体系,它是混沌的。尽管“礼”概念有其明确的价值观倾向,但它是西周初期的官方价值观。至于三代人文思想更是宽泛了。另外一点,官方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并不是一回事情。否则,西周王朝也不会衰败了。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丘哲学继承了西周的人文思想。孔丘与老聃相差一个时代,孔丘比老聃小二十来岁。我们已经无法去描绘老聃与孔丘在时代上的差异了,有时候,时代的差异是巨大的。比如中国社会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仅仅十年之差,时代情感却非常不同。我们虽然无法去了解那个时代,但我们却可以从老聃哲学与孔丘哲学所包含的情感中体会一些。

    在探讨孔丘哲学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到它与先前的社会文明的逻辑渊源,还要看它与老聃哲学的逻辑渊源。老聃哲学在孔丘哲学之前形成,老聃与孔丘他们本人也交往过,这些都直接表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老聃哲学的人文思想在努力追思社会变迁的源头,努力找寻社会为何变成如今的这幅模样。顺着这条思路,它觅得了一些朴素的平等思想;并且认为正是社会在后来的变迁中违背了这种思想,过于倾向于“礼”的思想,社会才变成如今这般混乱与纷争。尽管西周初期社会看起来十分安定,有秩序,但这种等级观念的社会秩序是脆弱的。老聃给出明确的判断,西周社会的衰败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在《道德经》中,老聃充分肯定变化。尽管老聃对社会变迁的趋向并不明晰,但他至少不会去反对,不会去否定。老聃渴望社会形态趋向小国寡民,但他并没有信心,只是他的一种情感依恋。

    应该说孔丘哲学在理论上远没有老聃哲学思索得深,孔丘过于关注社会了。古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所兴起的功利主义对孔丘影响太大了,孔丘本人在思辨上非常弱,他没有老聃那么高的理解力与洞察力。

    孔丘本人没有留下关于他思想的专着,《论语》是其弟子记录的。我们来探讨一下孔丘哲学的基本概念。孔丘哲学和苏格拉底哲学在探索对象上很相似,它们都把人与社会作为哲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所以它们在各自的人文科学中地位显着,在中国社会大部分时期的人文科学中,孔丘哲学的地位超过了老聃哲学。造成这个结果,研究对象的偏重也是部分原因。

    孔丘哲学的基本概念包括了这么几个,“仁”、“礼”、“孝悌”等,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这几个概念的逻辑渊源。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孔丘哲学过于倾向于社会思想,对哲学的基本逻辑不甚了了,因此,它的逻辑体系是不周密的,存在内在的紧张。对于自然科学的深层问题,孔丘更是一窍不通,他的学识远不如老聃的渊博。传说《易经》后的《卜辞》是孔丘所着,即使这是真实的,也不能表明孔丘对自然哲学有多么深的研究。从《卜辞》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功利主义的影响,“天尊地卑”,完全以“人与社会”的视角去论述自然与宇宙,这是对自然科学的无知。

    “仁”、“礼”与“孝悌”等语词与概念在孔丘哲学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不是孔丘的独创,但孔丘却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与解读,从而变成了孔丘哲学的基本概念。应该说,孔丘哲学的原创性远不如老聃哲学,在老聃哲学中,“无”与“有”的概念可以看做是老聃的独创,尽管这两个字不是老聃创造的。

    “仁”概念在《道德经》出现过,显然是指人与社会的道德。所以,“仁”的概念与“德”的概念很相似。孔丘并没有给“仁”作出定义,他只是从不同角度去解释它,比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肯定了“孝悌”是“仁”的根本。“仁”的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道德,比如,“为富不仁”;这里的“仁”就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行。在《道德经》出现的“仁”也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

    另外一个是社会道德,比如,“仁义之师”;这里的“仁”就是指社会道德。从个人外推到社会,从个人内在的形态外推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的关联形态,这时的“仁”就具有了对社会形态的指向。很显然,孔丘强调了“仁”的这种指向,这是孔丘哲学对“仁”概念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解释来源于对“礼”的继承与发展,犹如老聃哲学中的“道”。

    孔丘哲学在逻辑体系上是很不完备的,无法跟老聃哲学比拟。所以,它只是一棵树,不成林。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孔丘罗列了六经,把这些着作重新编篡解读,形成一个完备的“逻辑体系”,从而支撑自己的哲学。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正是孔丘的这个行为极大提高了孔丘哲学的学术地位。这是否狐假虎威呢?或者更确切地说,孔丘这样做是否绑架了三个王朝的社会文明呢?

    我们不可否认,孔丘哲学所提倡的价值观取向与夏商周三个王朝的社会文明所包含的价值观演变在趋向上很一致,但与春秋战国时期则明显相悖。“周礼”所包含的价值观取向在西周后期就开始衰败,社会人均生产效率的提升推动着社会形态的大幅度变迁,奴隶主阶层趋向灭亡,奴隶阶层开始转化为农民阶层。在孔丘生活的时代,社会所处的变迁不是夏商周三代可以比拟的,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变迁。而对于这些,孔丘完全不理解。

    但孔丘却很自信,不是自信,而是自负。对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完全不理解,但他却信心满满地开出医治药方,这是否可笑呢?所以,老聃看不上孔丘。

    自夏启建立夏王朝到西周初期,王朝统治者一直在增强对社会的控制,极力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各个诸侯国内,君主做着与天子一样的事情,努力强化政治权利。但到西周末期,社会形态发生逆转,奴隶阶层开始觉醒。社会陷入混乱和纷争中,这不是“礼”的约束力不够,而是“礼”的禁锢阻碍了社会形态的变迁。老聃理解了这点,但孔丘却完全不理解。孔丘向着社会形态变迁相反的方向,他要加强“礼”的约束。当然,“仁”的概念要比“礼”柔和一些,它同时强调了统治者在“礼”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约束,施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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