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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子的治国理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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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两个字,读懂老子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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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清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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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老子《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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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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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不”中汲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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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论“无为”:管理也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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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姓心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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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六章:再论道体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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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五章:多言数穷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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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四章:返观其道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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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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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习老子《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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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四不”箴言之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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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之中有真意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与儒家喋喋不休地表示“兼济天下”的意愿不同,也与法家大张旗鼓地标榜“富国强兵”的宗旨有别,老子的治国之术更像是藏在剑鞘中的利剑,裹在白手套里的重拳,底定江山悄无声息,挪移乾坤无迹可求,大方无隅,大象无形,真正进入了治国安邦的上乘境界,即所谓“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老子的名言,也是构筑老子治国理念的逻辑起点。它的意思有两层:首先,鱼是好东西,还是要吃的,这在政治上就是要管治,而不是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其次,治国过程中要小心谨慎,不要无事生非,如同烹鱼时,如果乱翻乱动,锅中之鱼就会碎掉,不好吃。前一层意思表明老子注重治国,韩非子苦心孤诣“喻老”、“解老”,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同入一传,绝非谬托知音;后一层意思表明老子的治国之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作为典型的“君人南面之术”,它是形式上的“无为”和实质上的“无不为”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在老子的眼里,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所以高明的统治者理应顺从客观,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率理而动,一切“道法自然”,凡事“无为自化”。在治国上,首先要求统治者做到海纳百川,虚怀若谷,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谦卑处下,宽容包纳,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的观点是:理想的世界应该是非常和谐的“混沌”状态,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关键是占据权力资源的统治者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处在下层的草民们打成一片,消除彼此的隔阂,这就是所谓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在上者虚静无为,在下者循理而动,各不逾矩,双方按照各自的自然本性和谐地共存于一个体制之中。

  其次,是主张顺遂人性,因循为用。老子反对用道德仁义等外在力量去强行改变什么,规范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野兽吃草,人类吃狗,表面上似乎很残忍,但这却是生物的真实本性,是生物界的天然生物链。假如天地出于仁慈而加以改变,反而会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因此,天地必须冷血“不仁”,对生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不予干涉。同样,圣人治国也应该“不仁”。在老子看来,仁义孝慈是人类的自然本能,无需汲汲倡导,一旦倡导,必然会在利益驱动下导致大量伪道德出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因此,留给圣人的选择只有一条途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其三,是提倡去奢节俭,废刑省罚。具体地说,第一要节俭,“去甚,去奢,去泰”。老子认为人之患在于有为,而导致有为的诱因,在于欲望太多,名利心太重。要纠正这一偏差,唯有节俭,珍惜生命,节约精力,这才合乎自然本性也即“天道”:“治人事天,莫若啬”。第二是要知足常乐,进而荣辱皆忘。统治者只有贵生重己,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方可远离祸害,免除灾难:“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三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法令刑罚手段在治国上的局限性,反对以暴力强制的方法进行管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在老子看来,在治国上依赖刑法的强制力,是典型的妄为,违背自然好生爱德的本性,舍本逐末,注定没有任何出路。一旦民众失去生路,断绝希望,不再畏惧死亡,统治者就丧失了稳定政局的最后资本,整个社会的总崩溃也就无可避免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很显然,老子从“道法自然”的基本立场出发,视政治高压?暴力强制为治国的大忌。

  其四,是强调贵柔守雌,以弱制强。《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知雄守雌,以退为进,这的确是老子对待事物、掌握主动的策略原则,也是其治国之术的又一个显著特色。按老子的理解,“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处于柔弱卑下地位的一方,其实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力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刚强者莫之能胜”。与之相反,一切刚强的东西实际上都蕴涵着衰败死亡的契机,即所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物壮则老”乃是普遍规律。基于这样的感悟,老子主张贵柔,守雌,“进道若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在这种策略原则指导下,老子的治国之术带有浓厚的阴柔特征。第一是管理制度的设置和管理措施的推行,都要求合乎时机,顺应自然,“静作得时,天地与之”。不可单凭主观的意念率意为之,以至走向事物的反面。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让治国的理念与方法随着情况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调整,有所改变,“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第二是主张管理上要由小入大,由易至难,循序渐进,和谐混成,而不能幻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三是提倡管治的方式应该尽可能做到简约?明快,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违背天然本性,事半功倍,效率至上。为此要“以一统万”,以简驭繁。第四是强调治国的手段要善于体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的理想境界。善守雌节,后发制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总之,是要在这样的“君人南面之术”的全面掌控之下,使天下得到有序的管治,“无为而无不为”,舍弃过度的措施,摈除酷烈的政举,尊重普遍规律,承认独特个性,不以俗情系心,不以他物累形,一切顺应自然,凡事因势利导,以不争的手段和姿态,来达到“天下将自定”的目的,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为此,老子为我们描绘了“无为而治”的理想统治模式:“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贵其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它比“亲而誉之”的儒家政治高明,更比以“畏之”为特征的法家政治优越,的确是了不得的治国利器和政治智慧。作者:黄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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