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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御注《道德经》及其意义

作者:熊铁基   

    在历代众多《老子道德经》的注释中,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朝的御注是引人注目的,与道教发展的关系密切,其中有的影响很大。

    历史上御注《老子》不止上述四朝,据记载,至少从道教重大发展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梁武帝撰《老子讲疏》六卷,梁简文帝撰《老子私记》十卷,皇帝信奉道教,带头讲注《老子》,其当时现实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人氏的注疏。梁武帝虽然后来转信佛教,佛教得到发展,但道教同时也是相当发展的,《隋书·经籍志》的一个简要概述写道:

    (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

    在御讲《老子》的梁武帝影响之下,梁、陈两朝的道教是在发展中的,当然与之同时的是众多其它的道经符莱之盛行,另当别论。

    保留下来的唐、宋、明、清的四朝御注,其意义值得一说。

    现存最早的御注老子是唐玄宗的,它的意义和影响之大十分明显,因为李唐王朝以老子为自己的圣祖,尊崇老君,尊奉《老子道德经》那是很自然的,因而以太上老君为道祖,以《道德经》为“圣”经的道教,在唐代的兴盛可谓空前绝后,诸多道教史均有论述,这里不再全面讨论,仅就御注《道德经》一事略加鳌清。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十四载冬十月“甲午,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册府元龟》卷54的记载说:

    十月,御注《道德经》并义疏分示十道,各令巡内传写,以付宫观。

    这后一条把颁行天下一事具体化了。在安禄山“造反”的这一年究竟实行得如何,虽无太大把握,但唐朝“尚黄老”的既定国策是没有改变的,“分示十道”,至少有些地方会“传写”“以付宫观”的,唐玄宗御注因而得以流传。

    颁行的时间虽然不太逢时,但御注的形成过程也还是值得一提的,它反映的是对《道德经》的重视,此前值得注意的事实有

    1、令士庶家藏《老子》。《旧唐书·玄宗本纪》

    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

    2、经常讲论《道德经》等经典。《册府元龟》卷53、54有较系统记载,例如二十(一?)年十二月的记载有:

    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萧嵩奏日:伏见去年以来,有救令集贤院学士……冯朝隐等,每日侍讲玄元皇帝《道德经》及《周易》、《尚书》、《庄子》等,以今月二十四日讲毕……日者,北祠后土,东幸温泉,或地涉风沙,或天将寒雪,而讲筵必集帐殿如初,足以知好学之志……伏请以付史官,颁示天下。

    此类讲论之集会不少,玄宗的《道德经》注疏,应该是这种“集体学习”(有如今日之领导学习)之中产生的。

    3、御注正式颁行前的征求意见:

    (开元)二十三年,三月癸来,亲注《老子》并修疏义八卷,及至《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公卿、士庶及道释二门,听直言可否。丈武百官、右丞相萧嵩等奏曰:“臣等准勒牒问百司,并宣示道俗,各得报称,成以为玄言造微,字说该恰,刊成代则,钦若圣规……四海同文,一辞宁措,并请入史册藏之秘府。”许之。

    虽是一片赞扬声,但毕竟有一个“听直言可否”的过程。

    有关御注形成前后的一些记载,表明《老子道德经》影响日益扩大,同时还有一些其它措施加强其影响,包括置崇玄学,令习老、庄、列、文四子并准明经例考试等等。

    又如开元28年5月的一道诏令中写道:

    自今以后,尝令讲习《道德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倍加敦劝,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迭,弘之在人,不有激扬,何以励俗。诸色人等,有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等,委所由长官访择,其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

    同年九月就有“御兴庆门数亲试明《道德经》及庄、文、列子举人”并“问策”的记载。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唐玄宗御注《老子》的意义,唐代道教的兴盛,与《道德经》被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玄宗崇道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他对儒、佛的态度,并不是很偏激的。这里也列举几条事实:

    ①开元26年有一道制书中说:

    道释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礼在遵崇,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十七人……

    此类观、寺并重的事实甚多,整个唐代基本如此,这一问题另当别论。

    ②开元29年9月的策问中又有“三教兼举成不易之则”的说法。唐朝对儒家的重视也是突出的,唐玄宗时也有“训注《孝经》,颁干天下”,“幸孔子宅,亲设奠祭”等许多重儒的行为。

    这又是另一些值得深八探讨的问题。

    现存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不必多说,因为北宋时期,特别是中期以后的崇道并不逊于唐朝,宋徽宗比唐玄宗崇道有过之而无不及。道教的发展在宋代是又一个高峰时期,而且是道教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值得论述的事,实在太多。宋徽宗本人及其在位时期,兴道学、修道史、道典,编造了许多道书。他本人所作道经注解有《冲虚至德真经注》、《<南华真经·逍遥游>真义指归》、《西升经注》、《无量度人经注》等多种,御注《道德经》一事显得并不突出。

    当然,《道德经》在宋徽宗心目中也有特殊地位,例如政和七年十二月“辛未,御笔改《老子道德经》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这和改皇帝名号之类的尊崇举措意义是一样的。又例如重和元年八月:

    戊午,知兖州王纯奏,乞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论题。从之。

    庚午,诏: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

    (九月庚寅)颁御注《道德经》,刻石神宵宫。

    《道德经》号为“大经”,但放在《黄帝内经》之后,这又是突出这“祖经”不够的反映。

    宋徽宗关注、制造的道经甚多,而且是多才多艺,音乐、绘画、医学、算学他都关注,应该说文化修养还是比较高的,因而他所注《道德经》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和其它三朝皇帝作御注序不同,他分别在“道经”、“德绎”以注文代序。其文分别是: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当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书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谓之经。

    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仁义礼智,随量而

受,因时而施,是德而已。体道者异乎此,故列于下经。

    把道、德作不同的理解,并且明确把仁义礼智包含在德之中,反映他的儒道观。其注说比较简明,多引《庄子》、《周易》以为注说。例如与唐以前人解第一章“常无欲”、“常有欲”不同,和宋代司马光、苏辙等人一样,断句为“常无”、“常有”,而徽宗注引的就是《庄子》曰:“建之以常无有。”

    宋徽宗注解在学理上的意义,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其御注的意义,着重应在这一方面。

    和唐宋两个御注颁行天下、刻石柱等尊崇之举相比,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的流传和影响要小得多,这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详讨论。和唐、宋时视为“祖经”、“大经”不同,明太祖的御注有一定的偶然性,他自己所作的序可以说明。他的序说明了作注的缘起和目的。

    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迭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检间有《道德经》一册,因便但观,见数章中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莫知可通,罢观之后旬日,又获他长,注论不同,再寻较之,所注者人各异见  因有如是。朕悉视之,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

    朕在中宵而深虑,明镜水月(按:此前有一段“明镜水月”之论),形体虽如.却乃虚而不实,非着象于他,安有影耶?……是谓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于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着笔强为之辩论,未知后世果契高人之志欤?

    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

    从这个简明的序文中我们可以读出很多问题,例如,他读《道德缀》似乎是偶然的,但又有其必然,那就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为政之“道”,这在序文中都已举例说明

    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朕乃罢极刑而因役之,不逾年而朕。减恐。

    又例如他读、注《道德经》经历了一个过程,参考了“人各异见”的不同“注论”,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认真思考,“用神盘桓其书久之”。

    再例如他给《道德经》定位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这最后一句意义深刻,针对时弊十分明显。如果仔细探求其注所“探”之“旨微”也是很有意义的。

    所谓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原来为《御定道德经》,乾隆时期纪昀等编校《四库全书》时曾以此《御定》为名,并且开始写《提要》时写道臣等谨案:《道德经》二卷,顺治十三年大学士成克鞏恭纂,仰邀钦定。

    御制序文,发明是书本非虚无寂灭、权谋术教之学,注中亦备论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于是犹龙之旨燥然明显矣。

    很明显,注是成克鞏作的,“仰邀钦定”,邀请皇上署名,“御制序文”,也许“序”是他写的(不排斥有文人说明起草、润色)。但是序文中一段文字写道:

    朕以圣言玄远,末学多歧,苟不折以理衷,恐益滋伪误,用是博参众说……为一注……

    这显然就是说他自己作的注了。据此,应当是为什么后来的“提要”不再提成克强“恭纂”之事了,历史已失其真。

    再说,顺治十三年皇上本人不过二十岁,他十四岁亲政时还不熟悉汉文,看不懂汉人大臣的奏章,学习汉文化,依靠汉人学者是很自然的,威克肇当时就深得其信任,“仰邀钦定”之事是真实的。

    此“御定”之注也有自己的特点,原文句下加以简注,每章之后详加论说,自成一体,中心思想是讲“治心治国之道”。

    此御定之注远不及前此三御注的影响,只不过是道教得到清王朝承认并认可其发展的一种反映。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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