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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与不争之争

一位年轻朋友三十多岁生了个儿子,一家子欢天喜地,从此大家都围着孩子转。孩子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名字是日后引领他在社会上拼杀的旗帜,起名当然更是重中之重。我的朋友提议叫“不争”,典出《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成功,而且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要成大功。但两家老人都不同意,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人人都在争,我们不争行吗?朋友只得放弃。这是争与不争之争。

其实,争与不争之争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

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祖宗都主要来自英国,同宗同文同源,文化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喜欢争,一个喜欢不争。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包括悉尼,在1990年代以前都没有夜市。企业和政府部门下班,所有的商店也都关门。周末,所有的商店也都休息。他们说,5点以后是“我的时间”,周末也是“我的时间”。所谓“我的时间”,是指工作以外的时间,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侍弄前院后院花草的时间,是到俱乐部喝啤酒玩老虎机、到海上冲浪、到山上滑雪、到郊外登山或打高尔夫的时间,这种时间神圣不可侵犯。但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拍打和冲击,政府也感到必须走出世外桃源,因此搞了一些改革,主要是引入竞争机制。社会竞争忽然间激烈起来。澳大利亚人于是很不习惯,很不开心,说生活美国化了。他们不喜欢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说那不是生活,而是恶斗。

澳大利亚文化不同于美国文化,是因为殖民者受了南太平洋岛民文化的影响。那里的土著千万年来都过着不争的生活。他们并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喜欢在大白天躺在树下,看天上的白云,听树上的鸟鸣。一人出海,打了一船鱼回来,全村人都来分享,至于明天吃什么,明天再说。他们感觉这样生活很幸福。

不争是因为没有争的必要。人口稀少,资源丰富,随随便便就可以填饱肚子,气候又暖,即使不穿衣服,也冻不死。“不饱不暖,谓之冻馁”。既饱且暖,无冻馁之苦,还争个什么劲儿呢?这是工业化以前的生活,工业化大潮之外的生活,也就是人们所称颂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我国在工业化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农耕历史。但是,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宗似乎并未享受过多少田园牧歌般不争的生活。争斗从来都是我国历史的主题。那是因为我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密度都很高,而资源却相对匮乏。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无法掉以轻心,也无法“温良恭俭让”。只有一碗粥,而饥肠辘辘的人却有二三十个,谁能喝上这碗粥,谁就能存活,否则就会死掉,求生的本能必然驱使人一拥而上。意识代代相传而形成文化基因,国人因此具有与生俱来的争抢意识,连不必争不必抢的场合都莫名其妙地争和抢。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但至少到90年代末,中国人在上飞机时还喜欢拥挤争抢。开始是争座位,发现座位原来不必争的时候,就争行李箱。那几年,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一个机场,登机时一拥而上的绝对是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或瞪大了困惑的眼睛,或摇头耸肩,我的脸就会一下子感觉热烘烘的。新世纪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座位不必抢,这都知道了,又因为国内物资丰富了,人们带的行李愈来愈少,连行李箱都不必争了。这样,我们的人也就幽雅文明起来了。

但这决不是说,国人已经放弃了争的文化了。文化有着令人惊叹的稳定性,不可能在一两代的时间里消失。文化的改变,不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努力。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主观上不求上进,一千年也改不了。为了证明国人尚未放弃争抢文化,再说个例子吧。一位在日本工作过将近二十年的老朋友最近对我抱怨,说北京大街上一片喇叭声,叫他心烦,他在东京开了多年车,连喇叭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说“我也是这样”。北京的驾车者如此喜欢用喇叭,在全世界都少见,用我老家农民的话说是“少见少有的”。何以见得?如果你有机会去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阿富汗这一类非旅游目的地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的人都不是这样的,更不要说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它比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都好。有那么两次,我在十字路口前等待绿灯的时候,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信号灯转绿以后没有及时启动,只听得后面轻轻地、短促地、温柔地响了一声喇叭。后面的那一位,一定是等了一小会儿,见我还没有觉悟才按了一下喇叭,因为很短很轻,听起来好像年轻情侣用胳膊轻轻一碰,说“该走了,亲爱的”。这是什么?这就叫尊重人。要是在北京,后面的司机早就怀着满腔仇恨,把喇叭按得震天响了,说不定还会甩出几句国骂。不必作全面考察,就到路上听听,看看,就不难断定,哪里文明,哪里野蛮。也许有爱国者会骂街:你瞎扯些什么?我五千年文明古国,难道是野蛮之地?这正是需要探讨的地方。

五千年文明并不假。我们所谓文明,主要是指典章制度的完备,以及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在这方面,我国的确有令人骄傲的地方。但是,物质的贫困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荒漠化和劣质化。那些曾经的政治文化中心,曾经的花柳繁华之地,曾经的道德昌明之地,一旦中心转移,物质变得非常匮乏之后,人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也会急剧地衰退;而那些曾经的荒蛮之地,一旦经济腾飞,其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就会迅速上升。这种例子,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不难找到。古时候有些被今人当作文化的东西,其实既没有成为文化,也没有成为传统,比如儒家的仁义、道家的不争。古人提倡什么,恰恰说明当时缺乏什么。文化最早的定义是 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作出的。按照他的说法,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体”。可见,只有当一种东西成为一个民族的习俗和习惯后,也就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之后,才能算“化”了,才可以被称作文化。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不用说,无论是儒家的仁义,还是道家的不争,都没有形成文化。

然而,人类历史证明,争是人类发展的需要,不争就会落后,如澳洲大陆及太平洋岛国居民的落后。那么,究竟是争还是不争?这要区别对待。有好的争与坏的争。好的争是有规矩的争,有道德的争。坏的争是没有规矩没有道德的争。坏的争就是恶性竞争,它不但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我们要好的争,不要坏的争。(未羊)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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