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鲁阳　张景志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第一次给了老子里籍一个详实的说法：“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著名的《史家》三家注，都相信司马迁的说法，并分别对苦县的地望和沿革作了训解。《集解》引《汉书·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国。”《索引》则指出《地理志》“属陈国”的说法是不对的：“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所以说是“楚苦县”。《正义》引《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界。”“厉”音赖。又引《晋太康地记》说：“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在唐以前学者都认为老子是楚苦县人。苦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曲仁里就是鹿邑太清宫，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无需考证的。但鉴于近几年来，有几位学者对老子里籍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老子是安徽涡阳人，以及地区不明的“宋之相人”（见孙以楷等著《老子外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光《老子生地考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因而不得不写这篇再考证的文章，以还事情的本来面目。未妥之处，欢迎赐教。

（一）鹿邑，由历史上的苦县演变而来，厉是涡河流域资格最早的地名，曲涡就是曲仁里

鹿邑就是历史上的苦县，太清宫镇就是历史上的厉乡。历史上的苦县在今鹿邑县境。厉乡、赖乡、濑乡，指的都是一个地方，即今鹿邑县东十里处的太清宫。

那么，鹿邑是怎样从苦演变而来的呢？

鹿邑在历史上称苦，不过苦不是鹿邑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地名。在鹿邑这块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地名是厉，其时是商王朝时期。那时既无苦，亦无焦，也无相。西周时期，在厉的东方出现了叫做焦的城邑，那就是后来的谯，也就是亳州的前身。春秋时期，厉称厉乡，属苦，苦先属陈，后陈为楚灭，故苦又属楚。司马迁说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者，以此。在厉的东方不远处有相城，相城后来亦属于苦。战国时期，苦仍属楚，辖厉乡。秦有天下，苦县属陈郡，治所在今鹿邑县城，辖赖乡。西汉时苦县初属淮阳国，景帝时废淮阳国，苦县改属沛郡，辖赖乡。新莽改苦县为赖陵，辖赖乡。东汉时苦县属陈国，辖赖乡，赖乡有老子祠，李母庙。有边韶《老子铭碑》、王阜碑。三国时苦县县治在赖，先属豫州，景初二年后属谯。有老子祠，楼屋倾颓，曹丕敕令修整，殊整顿。西晋，苦县属梁国，辖赖乡，县治在苦故城。东晋、刘宋时期，苦县改称父阳，属陈留郡，县治在赖。北魏改父阳为谷阳，治赖，属陈留郡。隋沿用谷阳县名，治赖，属谯郡。唐乾封初改谷阳为真源，治地在苦县故城。载初改仙源，神龙复名真源，贞观修老君庙，建李氏祠，开元立玄元皇帝庙，天宝二年改名太清宫。真源属谯郡、亳州，属河南道。五代称真源，属亳州，县治在苦县故城。北宋，改真源为卫真，治苦县故县城。金称卫真县，属亳州，属金南京路。元至元二年，卫真县并入鹿邑县，合称鹿邑，属归德府。明、清两代，鹿邑属归德府，不再隶属于亳州。民国二年，鹿邑属河南省豫东道。三年，属开封道。十六年，属豫东行政区。十七年，属淮阳区。二十一年，鹿邑属河南省第七区。二十七年，属河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十四年，隶商丘专署。1947年，建立鹿邑县民主政府。1949年，鹿邑县属淮阳专署。1953年，鹿邑县属河南省商丘专署。1958年，鹿邑县改属开封专署。1961年，鹿邑改属商丘专署。1965年至今，鹿邑属河南省周口地区管辖。

综上所述，在西晋（含）以前，除新莽时期称赖陵以外，鹿邑这块地方一直叫苦县，今太清宫所在地一直称厉乡或赖乡。东晋南朝，鹿邑称父阳；北魏及隋，鹿邑称谷阳，治所在赖，故太清宫地方分别只能称父阳和谷阳。唐称真源，宋金称卫真，元至今称鹿邑，县治都在苦县旧城址，即今县治。太清宫地名从唐天宝沿用至今。司马迁说老子的故里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其地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这个历史事实，任何人都不能篡改。

厉，就是今鹿邑太清宫所在地。厉这个地名很早，是涡河流域第一个城邑。

“厉”，有两个读音，一读lì，一读lài。厉乡，即赖乡。厉这个地名出现时，尚无陈、楚、宋三国，更无苦、相二县。“厉”是涡水流域最早出现的一个地名，它是涡水的独生子。从形势看，它与早期的葛、昆吾等氏族封地有着大小相同的地位（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然而，象葛、昆吾等地名在古老的中国版图上仅仅是昙花一现，唯独厉，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延续至西周、东周、秦汉……乃至今天。朝代屡更，地名几易，但厉的位置始终未变。公元前5世纪早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大师老子在这里诞生，厉乡成了道家哲学思想的发源地。

厉名由何而来？在殷商史上没有关于它的记载。甲骨文字中没有“厉”字。“厉”应是甲544“■”也就是“厤”（毛公鼎）。“厉”字的读音lì，这在西周时期的“厉”字作“砺”说明了这个问题。“厉”与“厤”是象声字，“厤”与“鬲”通。“鬲”音ge，又通“■”（li），通“■”。“■”，郭沫若说是因“厤”而得声，因“瓦”而得意，所以，“■”就是“鬲”的别体字。甲骨文的“鬲”写作■（甲2132）。鬲原是一个氏族的名称。约在原始社会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私有制萌芽时期，鬲氏族是一个十分活跃的部落。《东夷杂考》中对鬲族的情况略有所述。原来鬲族部落居住在山西高原，后南下渡过了黄河，和夏族在一起，创造了仰韶文化。其后又不知何种原因，这个部落一分为二，一支向东，一支向西。东迁的一支进入黄河中下游，再次同中原的夏人、昆吾等氏族联合成为中原多氏族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到了商殷时期，厉就成为古鬲族后人在涡水聚居的地方，并成为涡水流域唯一的土著族了。厉乡有一处遗存十分丰富的原始文化遗址，俗名隐山，在它的上层发现有鹿角、石镞、鬲足等物，时代早期为龙山，晚至商周。考古界同志说，下层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如此，则说明厉与鬲同源的判断是正确的。

到了西周，涡水流域才出现了继厉之后的第二个地名焦。焦是周武王给神农后裔的封地，是现在亳州城原址。焦距厉仅45里，是当时涡河上游仅有的两座兄弟城邑。二城相距如是之近，不可能不发生横向联系。公元前773年，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东迁，国势衰微，这时焦辖于陈，厉自也当属于陈。此时厉的旁边出现了苦县，焦的东边出现了夷。于是沿涡河域１20华里范围内一连出现了四个城邑。说明涡河流域的繁荣和重要。然而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叫相的城邑没有列入。苦县是陈所置？还是楚所置？《史记·集解》说：“苦县陈国，”《索隐》说：“苦县属陈国，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楚灭陈在公元前479年，而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1年，陈亡时老子巳九十多岁高龄。然而老子以长寿称，其入楚后又活若干年以上，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谓其楚人也无不可。且苦县地望确实属于陈地，但是楚灭陈前所置，也许如此说更客观、更合理一些，即《索隐》所说更合乎实际一些。

老子生后不久，楚灵王侵夷，易夷为城父，平王灭焦而筑谯城。既然如此，难道楚不能灭相而设苦县吗？春秋时期的楚逐渐壮大，不断北侵，吞灭小国，扩大疆土，前678年灭邢，前654年伐许，前650年灭掉黄、英等国。特别是前538年，宋楚泓水之战，宋师败绩，襄公伤股。值得注意的是，泓水之战前，楚国军队是通过陈国境内向宋国推进的。楚师渡涡之处，正在厉乡一带。战后，襄公因伤病殁，子成公立。成公以国败君亡，形势危迫，乃降楚。并于前636年朝楚以通情好。前608年，楚开始伐陈，前598年，楚庄第一次灭陈，降陈为县。前534年，楚灵王第二次灭陈，陈国都以东的苦、厉、焦、夷早已进入楚的势力范围。所以，从陈在春秋早期的形势说，把苦县列入楚国，是实事求是的，这也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谯令长沙人王阜，在鹿邑老子庙北、李母庙前李母冢东立碑，称“老子生于曲涡间”（见《水经注》卷23引）。这明明告诉人们，曲涡间就在曲仁里，曲仁里就是曲涡间。老子庙、李母庙、李母冢，汉时已然。时间过了一千八百四十年，居然有人说，曲涡不在曲仁里，而在涡阳县。那理由，据说是曹丕的《临涡赋》中有“曲阳”二字。而曹操的精舍又在谯东五十里，所以涡阳的天静宫正处于曲涡间！

其实，这是从根本上弄错了。

《全三国文》卷四，载魏文帝曹丕《临涡赋》全文如下：“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之赋云：荫高树兮临曲涡，微风起兮水增波。鱼颉颃兮鸟逶迤，雌雄鸣兮声相和。萍藻生兮散茎柯，春水繁兮发丹华。”全文无一处涉及老子，只是文学语言，为了押韵，以曲涡泛指涡水而已。至于说到东园，顾名思义，当然是东边的庄园，这就是曹操的东园，又叫精舍，其地在谯东五十里，所以又称谯东。《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在济南相任内“除残去秽，违忤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这就是曹操的东园，建安十八年，曹丕兄弟确实是从这里沿涡水以相佯过。但这个曲涡，不是王阜所说的曲涡。王阜的碑立在亳州（谯）以西四十五里的曲仁里，曹操的东园在谯以东五十里，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王阜说老子生曲涡间，怎么会跑到近二百里地以外去了呢？西其辕而东其辙，如此求曲涡，恐怕是越来越远。

魏源《老子本义·传注》中所说，“曲涡间即曲仁里也”一语，倒是能得“曲涡”真蕴。

持老子相人说者，往往援引汉·边韶《老子铭》以为论据，该《铭》称：“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春秋之后，周分为二，称东西君。晋六卿专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以大并小，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全后汉文》卷62）边韶，东汉人，《后汉书》卷八十有传。延熹八年八月时为陈相，因皇帝尊老祀老，边韶撰写此碑铭。

依照边韶的说法，相县原属楚国。入汉以后，相县地域属于苦县。历史上，苦出现较早，这个相则不见记载。楚先占有相，还是先占有苦，这个事情已经无法弄清楚了。但是，依据边韶的说法，我们可以知道，相在赖乡（厉）以东，苦在赖乡（厉）以西约十华里处。当然，赖距相，更近一些，虽然，厉这个地名出现较苦、较相都早，但后来分别属于相和苦，也是事实。

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三涡水注谓：“涡水又屈东迳相县故城南，其城卑小实中，边韶《老子碑》文云：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疑即此城也。自是无郭以应之。”郦道元到过鹿邑，所以知道相城“卑小”，他判断这就是边韶所说的相，也是正确的。这是楚国的相县。从位置上说，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以东地方。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该处在太清宫东五华里处。据卫星照片显示，相城遗址在鹿邑东，在亳州西，属今河南鹿邑县境，城址方形，确实不大，边长仅300米，与边韶所说“卑小”相一致。从卫星照片上看，沿涡河50华里以内摆着厉、相、焦三座古城遗址。厉和相在河南鹿邑境内，焦是亳州市的前身。所以，老子作为楚国相人，仍属今河南鹿邑县。“相地虚荒，今属于苦”。则说明相人说，即苦人说。楚相人说与楚苦人说是一回事。

然而，有人以为“老子相人”之相不在楚国，而是在宋国。按宋国无相。公元前590年，就是老子诞生前后，宋畏西邻郑、南邻楚两个强国，宋共公将都城由宋（今河南商丘县）东迁至今日淮北市的相山脚下，仍称宋城，并没改名为相。秦汉时期，于相山下设置相县，就是汉代沛郡的治所。来共公新都所在地以北有萧（至今仍称萧）；南有钅至  （今称临涣）；东有犬丘，（在今河南永城的西北30里处）所以，宋无叫做相的地方。

因此，边韶所说的相，是属于楚国的相，它靠近厉乡，后来属于苦县，今属河南鹿邑县范围内。说老子是楚苦县人和说老子是楚相县人，都是一回事，不改变老子里籍。宋国从来没有相。老子怎么可能是宋国相人呢？涡阳立县甚晚，其地在历史上叫雉河集，从来没有叫过相。今涡阳是清同治初年新立，不是历史上的涡阳。在涡阳范围内及其附近历史文献上查不出叫相的地方。

（二）历代祠老，都在鹿邑太清宫

今鹿邑县含古苦县、相县、武平、訾母等县地，苦县厉乡曲仁里为老子生地，故鹿邑县为老子故里，无可置疑。太清宫的前身，为老子祠，或曰老子庙，亦称老子亭。《晋太康地记》说：“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括地志》也说：“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均可证老子宅及祠（庙）在苦县即今鹿邑县境。濑乡祠，即老子祠。老子祠兴由何时，已不得而知，但至迟在东汉时，香火已经很盛。《汉书·楚英王传》记载：英王晚喜黄老，明帝时有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具见东汉初年尊奉老子事。《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桓帝好神，数祠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祠老，一般都说是从东汉桓帝始，是说历史上皇帝派专人到老子家乡祠老，自东汉桓帝始。民间祠老，当然要早得多。《后汉书·桓帝本纪》：延熹“八年（165）春正月，遣中常侍左■ 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使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一年之中，两次专使到苦县祠老子，洵为盛举。祠老的地方，偏偏是苦县，即今鹿邑县地，而不是涡阳。汉以苦县为老子生地，这与司马迁记载相一致。边韶《老子铭》又称《老子碑》，说“延熹八年（165）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弘道，含闳光大，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是以潜心黄轩，同符高宗，梦见老子，尊而祠之”。边韶的《老子碑》或《老子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换言之，边韶《老子铭》写于桓帝延熹八年（165）十一月第二次祠老之后。正因为这年的八月甲子日，桓帝梦见老子，方有一年内春秋两次祠老之举。《后汉书》又记载，延熹九年（166）七月，“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中》更明确的说是“亲祀老子于濯龙，”所以，汉桓帝是历史上第一个亲祀老子的皇帝。这一时期，老子祠也称老子庙。

曹丕以为“老子祠之兴由桓帝”，只能说经过桓帝祠老，老子祠比过去更加兴旺。东汉末，三国初，老子祠受战乱影响，“楼屋倾颓”，曹丕曾下令修整，黄初三年（222），曹丕经过苦县，见老子祠“殊整顿”，就是说修整得非常豪华，于是又令豫州刺史“宣告吏民”，“妄往祷祝，违犯常禁。”魏文的禁令称“此亭当路，往来者辄往瞻视”，是老子祠在三国时又称老子亭。《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给曹丕这通敕令的题目就叫《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所以老子祠也叫老子亭。南北朝时，庾信《至老子庙应诏诗》云：“虚无推驭辨，廖廓本乘蜺。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唯当别关吏，直向流沙西。”“三门”，是说老子生具异相，“耳有三漏门”。临苦县，当然是说老子降生在苦县。“九井对灵溪”，是说老子应天而生，九龙喷水浴之，龙各一井。总之，庾信到的老子庙，正是苦县即今鹿邑的老子庙，诗是应诏而作。所以，南北朝时，是以苦县为道家鼻祖老子诞生地的。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诏亳州刺史杨元胄老子庙故迹，营建宫宇，并敕薛道衡作《祠庭颂》。薛道衡所作，名《老君堂颂》，颂曰：“赖乡旧里，涡川遗迹，古往今来，时移世易，灵庙雕毁，祠坛空虚。九井生桐，双碑碎石。”薛氏为文章大家，他说赖乡、涡川、九井、双碑，无一不是苦县厉乡曲仁里旧景。薛道衡是受隋文帝敕令而作，这在当时是相当权威的。

唐朝皇帝姓李，与老子同姓，尊崇道教，以老子为始祖，尊“太清宫”为祖庙。高祖李渊“武德三年（620），追认老子为始祖，以老子庙为太庙。太宗李世民贞观六年（627），敕修太上老君庙于亳州。”（见《混元圣记》卷八）时鹿邑属河南道亳州，故亳州太上老君庙即鹿邑老君庙。唐高宗乾封元年（666）“二月已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称紫极宫。”（《旧唐书·高宗本纪》）武则天光宅元年（684），追封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并于太清宫北建洞霄宫。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加封老子为“高上大道金阙天皇大帝”，并为《道德经》作注，御书镌立《道德经注碑》一通，至今仍立于鹿邑太清宫前宫神道东侧，并建有碑亭保护。开元二十九年（741），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座。天宝元年（742），又命亳州真源县（即汉苦县今鹿邑）先天太后庙、“玄元庙”（即汉苦县老子祠）各置令一人。二年（743），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玄元庙为太微宫，诸州玄元庙为紫极宫。同年九月。诏谯郡（按：天宝元年改亳州为谯郡）紫微宫宜准西京为太清宫。汉代的老子庙至此转变为太清宫，此后一直沿用不变。而且当年的曲仁里，也以宫名，至今仍称太清宫镇。唐代，鹿邑辖于亳州和谯郡，但唐王朝以鹿邑为老子生地，以老子庙为太清宫。唐高宗亲祀幸的地方，是鹿邑太清宫，而不是亳州的其他什么地方，更不是今涡阳的天静宫。当时称太清宫的，就是西京（长安）和鹿邑的老子庙，其他诸处都不能称太清宫。唐朝大诗人杜甫，写过《朝献太清宫赋》，即是西京的太清宫。但是，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虽然年代误为光和，但说的就是鹿邑县边韶的《老子铭》。所以，唐人以《史记》记载为准，以苦县即鹿邑为老子生地。唐人崇老尊老，祠老祭老，都在真源即古苦县今鹿邑之太清宫。

入宋，鹿邑老子太清宫地位有增无减。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诣阙请谒太清宫。八月庚申，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辛酉，以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丙寅，禁太清宫五里内樵采。庚午，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置礼仪院。”（《宋史·本纪第八·真宗三》）从庚申到庚午，前后一共十一天的时间里，军国大事就只有一个来春亲谒亳州（今鹿邑）太清宫。“冬十月，甲子，亳州太清宫枯桧再生。真源县菽麦再实。”十一月，“判亳州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本”。前言亳州太清宫，说的是宫内老子手植桧，后言真源县，说的是真源县境，换言之，后者是指太清宫周围方圆五里以外，并不意味着太清宫就在亳州。太清宫桧树，桧树因老子手植而得名，又因桧花可以酿蜜而闻名。北宋苏颂《图经本草》说：“亳州太清宫有桧花蜜，色小赤，可与宣州黄连蜜媲美。”欧阳修曾于英宗治平年间出守亳州，前后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但是亲自到过太清宫。欧阳修在《集古录》里说：“熙宁元年（1068）二月一十八日，余率僚属谒太清宫诸殿，徘徊两阙之下，周视八桧之异，窥九井禹步之奇，酌水以烹茶而归。”可见宋时八桧九井尚皆完好。欧阳修又有一首题为《戏书黎教授》的诗纪太清宫桧花蜜，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亳州太清宫多桧树，桧花开时，蜜蜂飞集其间，不可胜数，作蜜极香，而味带微苦。”可见太清宫一带桧花蜜是非常有名的。

让我们再回到《宋史本纪》，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春正月辛丑，虑囚。壬寅，车驾奉天书发京师。丙午，次奉元宫。判亳州丁谓献白鹿一，芝九万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册宝。巳酉，朝谒太清宫。天书升格，雨雪攸霁，法驾继进，佳气弥望。是夜，月重轮，幸先天观广灵洞霄宫。曲赦亳州及所经过流以下罪。升亳州为集庆军节度。减岁赋十之二。改奉元宫为明道宫。太史言，含舆星见。庚戌，御均庆楼，赐■三日。”历代帝王朝谒太清宫，这是记载最详细的一次。直到这年的二月辛酉，宋真宗才回到当时的首都东京开封。

北宋另一位到过鹿邑太清宫的皇帝，是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钦宗即位，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次年，就是靖康元年（1126），道君皇帝亲“诣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120年间，赵宋有两位官家到太清宫，所以太清宫的风光，不减盛唐。

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北宋灭亡，太清宫所在地的亳州不归宋有，然而金人也并没有冷落太清宫。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甲子，“遣使报谢于太清宫”。（《金史》卷十一《章宗三》）

以上是金以前历代在太清宫即今鹿邑太清宫的祠老情况，真是史不绝书。而同一时期，所谓的安徽的涡阳有什么宫观，有什么祠谒活动吗？没有，一个字的记载也没有。正史没有记载，野史笔记也没有记载。两相比较，鹿邑县是老子故里，难道还不明白吗？也可见有人说的“元代至顺三年（1332）张起岩撰文的残碑记载了唐高宗、宋真宗来此（按指涡阳天静宫）谒拜祭祀老子的盛况”，那是一点根据也没有。

（三）太清宫碑铭石刻考释

笔者曾见过一篇署名为宣奉华的短讯，称天静宫遗址下发现元代以来的碑记18块以及元代至顺三年（1332）张起岩撰文的残碑云云，按张起岩撰的碑文，我们另有辨析，元以后的十八块碑记，究为何朝代何年何月何人何氏所撰，宣氏一字也没交代，全是含而糊之。即使这十八块碑记都存在，也全是明清两代之物而已。如果以此便能证明天静宫是老子出生地的话，那也把世间的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因为，如果说到石刻碑铭的话，太清宫就不是十块八块，也不是元明清民国至今，而是自汉边韶《老子铭》、王阜碑、双石阙等起，代有所立。虽经千余年风雨剥蚀，社会动乱，战火破坏，而丰碑依然矗立于大野，断碣埋藏于地下者，仍不计其数。其数量之多，历史上早已有名。宋·欧阳修《集古录》说：“余自至亳，始得悉阅太清之碑。其佳者，皆入余《集古录》矣。乃知余之集录，所得多矣。”欧阳修号称六一居士，其中的一个一，就是有碑铭石刻一千卷。欧阳修出守亳州，始得实地踏看太清宫碑刻，发现前此所收拓片多是太清宫石刻中的精品。总之，可见宋时太清宫碑版极为丰富。南北宋之交的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也多录太清宫碑版，是又一个证明。今仅就其特别著名的石刻，简介如下。

1、《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碑高七尺二寸，广三尺一寸，两面均二十二行、行伍十一字，隶书。碑额已佚。在太清宫前，此碑久埋地下，在鹿邑县太清宫前宫神道东侧，现已原址发掘出来，并建碑亭保护。碑的右侧厚九寸，分上下二截。上截五行，每行二十来字，占一尺五寸，行楷。下截五行，行书，占一尺二寸半。左侧亦分两截，上截九行，占一尺五寸，下截四行，占一尺五寸。行书。右侧为五言诗《晚泛灵溪》，左侧也是一首五言诗，题《晚游灵溪》。光绪年间，曾“掘土数尺，若陷井然，龟跌乃见。”

2、《宋先天太后赞碑》。碑高九尺三寸五分，广四尺六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一字，楷书。额题《先天太后之赞》六字，篆书。碑在洞霄宫东侧李母坟前，碑立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二十二日，碑石极坚，九百八十年来仅蚀数字，余皆清晰之至。文为骈体，浑浑穆穆，很有气势，形制巨大，确是皇家气象。此碑早于天静宫至顺三年（1332）碑三百二十年。碑文中又有“涡曲神区”四字，可知“涡曲”就是“曲涡”，就是曲仁里，所以老子诞生地的曲涡间就是曲仁里。

3、《太清宫崇真桥记》。碑高约七尺二寸，广三尺五寸，二十二行，行约五十一字，行书。额题《太清宫崇真桥记》八字，篆书，原在太清宫东北，今太清宫南民家院南有宋碑，碑额两侧雕有九龙，形制巨大，当即此碑。宋王钦若撰。碑文中言崇真桥的位置，十分准确：“北连畿甸，南届淮阳，东控甬桥，西通鸣鹿。”说明崇真桥为东西方向，横跨涡水，涡水自南向北流，可见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涡水在太清宫附近流向，不改郦道元《水经注》所记旧途。另外，碑文中说：“兴祠在谯，跨河有桥”，则说明亳州崇真桥即太清宫崇真桥。此碑立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即后于真宗亲幸太清宫二年。

4、《金续修太清宫碑记》。高五尺六寸五分，广二尺五寸五分，二十八行，行七十字，楷书。额题《续修太清宫记》六字，篆书。原在太清宫前，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立，立碑者为安远大将军完颜同罕等，碑文及跋皆胡筠所撰，见《金文最》及《道家金石略》。胡筠碑文较长，叙太清宫沿革，洞霄宫兴衰，极为详尽。文中明言“亳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圣之地。殿之南有虚无堂，相传为老子讲经宴息之所”，八桧九井，圣迹皆在。此碑刊刻时间早于天静宫张起岩碑近150年，距今已逾800年矣。该碑又对太清宫自唐宋以来的变化一一作了记述，足见在金代统治下，仍然是以太清宫为老君故里。靖康之后，宋室南渡，亳州以及鹿邑都为金所有，宋金展开长淮争夺战，亳州作为军事要地，地位仍很重要。其雉河入涡河处，此时天静宫还没有出世。当然，从金有中原，至这通碑文的撰写，已有六十几年的历史，饱受战乱破坏的太清宫经过六十多年的惨淡经营，已经颇为壮观，有三清五帝二大殿，灵宝五师九曜十二元辰四圣之宫诸小殿，洞霄宫三殿等等。而且，太清宫、洞霄宫都有知官。太清宫作为老子生地，在金代具有绝对不可动摇的地位。

金为元所灭，入元以后，鹿邑仍属亳州，并属归德府管辖。元代对于太清宫采取了支持与保护的措施。现介绍几件元代文物以为证明：

1、元中统二年（1261）令旨碑。今存，钳在太清宫前壁东侧，楷书，文云：“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据张真人奏告，亳州太清宫主持道人每（作者按：“每”“乃”“们”字的谐音）元受令旨，使臣军马宫观为不得安下，所有栽种树木诸人不得采斫。专为皇家告口祝祷。”这口气，是以皇帝圣旨出现的，文中所说原受令旨，即人们常说的海都太子令旨。海都太子令旨碑刊于丁已年，即公元1257年，当元宪宗（蒙哥）八年，南宋宝祐五年。碑文二十四行，行15字，令旨提到“蒙哥皇帝福荫里，”确是元宪宗时所为。又说“张元帅，俺根底奏来，中都城里住的掌教张真人，北京城里住的张真人、王真人”，“亳州有的太清宫里”，“有您四个商议者，大圣贤的宫阙”，“修盖了啊”，“军官每（们）、管民官每（们）、达鲁花赤口”，“圣贤宫阙修盖”，“休得骚扰者，休得强夺物件者”，“教张元帅添力气护持者”。虽然意思不十分连贯，但大体可以理解。即海都太子命令张元帅以及张真人、王真人等商议重修太清宫，军队官员不得骚扰，不得抢夺太清宫物件，太清宫的任务是给皇帝祝祷祈福，主要由张元帅负责保护太清宫。

张元帅就是张柔，元宪宗二年（1252年）镇守亳州，直到中统二年（1261年）。柔时以都元帅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所以海都太子令旨碑中的张元帅为张柔，当属没有疑问。海都太子当是诸王海都，译为汉语时稍有错讹。《元史》中有三个海都，只有诸王海都曾分管蔡州地，有可能与张柔交好。

2、太清宫又有元中统元年执照碑。今存，碑高一尺六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七行，行十三字，楷书，在太清宫西侧前壁。执照颁降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据此执照，太清宫占地，每面长拾华里，四周长肆拾华里，面积壹百平方里，折合37500亩，十二点五倍于七十四年后始建的涡阳天静宫。执照所称“宣差顺天河南等路万户张”即张柔。《元史》卷147《张柔传》：乙酉（1225）柔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壬辰（1232）以破沦南功；赐金虎符，升军民万户。已亥（1239）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庚子（1240）柔奉诏与八万户伐宋。辛亥（1251）蒙哥即位，换金虎符，仍为军民万户。甲寅（1254），移镇亳州。1260年，阿里木哥反，诏柔入卫。据《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元年（1260）七月，帝自将讨阿里木哥，则时年5月，柔仍在亳州任所。而且庚申年（1260）五月十九日改元中统元年，碑刊于五月初一日，故只署甲子而不署年号。所以万户张，即张柔。因此，元代太清宫的整修保护、太清宫几通元碑的镌刻树立、鹿邑境内涡河改道，都与张柔有关。

3、元·揭溪斯《老君赞碑》。碑高七尺五寸，广三尺四寸，分五列，第一列31行，行14字；第二、三列皆32行，行皆14字；第四列33行，第五列31行，行皆15字。字为楷书。碑额篆书《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十二字，在太清宫之前。《赞》曰：“合汉唐以来君臣所为老子赞若干首藏于亳之太清宫。太清宫，老子始生之地也。”揭溪斯字曼硕，《元史》有传。作《赞》的时间为后至元三年六月，即公元1337年。此事在天静宫张起岩撰兴造碑后四年。

4、揭溪斯又有《太元太清宫应缘扶教肇玄崇道真君道行碑》。碑高七尺一寸，广三尺一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九字，楷书，篆额。碑原在太清宫西北。碑云：“神仙家祖老子，老子生亳，亳太清宫即其处。”书写时间为后至元四年十月初一日，为公历1338年。其时后于张起岩天静宫兴造碑五年。

太清宫石刻资料见于记载的，举不胜举，我们不再一一介绍。所有这些资料，都一致认定，太清宫即老子旧居，即老子所生之地。即使在张起岩为天静宫撰兴造碑后，揭溪斯仍秉笔直书。所以，鹿邑太清宫作为道家始祖老子故里，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相对来说，天静宫又有什么古代碑版可资证明？不错，是有一通元碑，即张起岩所撰文者。张碑虽佚，文章尚在。下边就请读者与我们一起看看张起岩碑文，究竟何处为真，何处为假，请读者自己在比较中作出判断和结论。

（四）张起岩《天静宫兴造碑》辨析

涡阳立县甚晚，始建于公元1864年，至今刚及一百三十年，前此自无县志可言。今所见《涡阳县志》卷四称“天静宫在县北十二里雉水之北，汉延熹中建，宋天禧二年（1018）敕修，盛度撰记（注今佚），元至顺三年（1332）重修之，张起岩记。”今按，张起岩所撰碑虽早已佚失，碑文却保存下来了，鉴于张起岩撰碑为涡阳天静宫唯一最早可考的文字材料，又是后来涡阳天静宫所有造假文章的源，包括《亳州志》《涡阳县志》、《凤阳府志》、《江南通志》等无不受它的影响，甚至近年持老子故里涡阳说的几位先生也是言必称张氏至顺三年（1332）残碑，所以有必要详加辨析。碑文第一段说“自汉氏尚黄老，而老氏之教盛。太史公叙九流，于道家极称与。加以时君有好之者，其教日盛一日。唐推老君为祖，加号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宋亦以其祖列于上真，又上册宝于太清宫，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号。由是宫观遍乎寓县，簪裳错乎民编，而其教益盛。近世全真氏出，益恢以大业。是者又自分其派为四五，衍为六七，盖咸本乎老氏。则夫所自出之地，缔构崇饬，固宜矣。”这一段叙道教的缘起与兴衰，本无须多究。表面上，张起岩肯定了“宋上册宝于（鹿邑）太清宫”，实际上，“则夫所自出之地”数字，非常值得重视。张起岩为元代大学问家，大手笔，文章确实写得好。即这“则夫所自出之地”数语，便见胸中锦绣，似漫不经意，而大有斟酌。一语便埋下伏线，“将所自出之地”与太清宫分割开来。如果读者能与我们一起读完这篇碑记，便可体味张氏的良苦用心。

《兴造碑》的第二段说：“余自翰林丁内艰，家居济南。天静宫道士牛志春，涉河而来，致提点刘道广之词曰：天静宫，老君所生之地也。我师徒经营三纪，视他所为雄丽。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缺，敢请志之。志春、余华不注里人，跋涉千里者再，嘉其勤，不容辞。”这一段意思很明白。张起岩作这通碑记，人情难却，无法推辞。一者，道士牛志春与张起岩同是华不注人（即今山东济南一带），乡里情深。二者，牛志春两次千里跋涉，求起岩作记，盛情难却。至于指天静宫为“老君所生之地，”张起岩直说是道士牛志春转述天静宫提点刘道广的话。而张起岩只是转述而已。盖天静宫作为老子所诞之地，王文献无据，只有时人刘道广一语，何以服天下人？作伪之迹，可谓昭然。但是张起岩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张起岩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交代的一清二楚。至于读明白原文与否，甚或曲解原文与否，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我们认为，张起岩没有骗人，人家要他写，他就写；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他的责任就是记录别人的话。再看下边这一段文字，当可更深的体会张氏的苦心。

“谨按：宫在城父之福宁镇东南，去亳郡四舍，南距涡河二里，下临雉水。世传老子有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则天静之基旧矣。然其经始，它无所考。”这段文字有三层意思。一是介绍天静宫位置，十分准确。在福宁镇东南，距亳州一百二十里。即在亳州东南。二是说李母见流星而孕老子，这本是神话传说，不必作为信史看。但这个神话甚早，也不仅是“世传”而已。晋·李古《续博物志》卷二说：“老君其母曾见日精下落如流星飞入口中有娠，七十二岁生于陈国涡水旁李树下，剖左腋而生，长十二尺。”当然这也是神话。不过这神话有头有尾，有时间、有地点，而且流星也不是夜晚的流星，而是日精下落的流星，老子所生之地是陈国涡水旁，也不在涡阳天静宫，因为涡阳当时不属陈。张氏行文，不提文献，只说“世传”，含糊而已，明清时候的《凤阳府志》、《亳州志》、《江南通志》以及《涡阳县志》都大书一笔流星园，有的还绘古流星园图，全是以这段文字为据。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办法。但是，还是不能埋怨张起岩，因为张起岩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即上文的第三层意思：“然其经始，它无所考。”就是说，除了牛志春所说的“经营三纪”以外，一切无考，一切无据。张起岩明明告诉人们：天静宫作为老子诞生之地于史无据，连其经始亦无可考。所以，除了佩服张起岩的文章以外，还得佩服张起岩的史德。他不得不写，又把事情的真象交待得清清楚楚。

碑文第四段说：“独宋天禧二年（1018）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而铭半存。三班借职王宗彦、同监修官、亳之守臣、监修者名衔在焉。盖奉敕而为之也。荐毁于兵，荡无遗者。”盛度，宋人，《宋史》卷292有传。曾为会灵观判官、景灵宫副使。撰写天静宫碑文，并非不可能。但在至顺年间，已荡无遗者，盛度碑漫灭不可读。没有文诸石者。张起岩离天静宫，在千里之外的济南，传疑而已。我们姑且相信张起岩碑记讲的都是真实情况，那么充其量也不过在天静宫地方宋代有个宫观而已。严格的说，天静宫只能从至顺三年（1332）前的三十六年起算，即公元1296年始有天静宫。而太清宫如果从称太清宫的天宝二年算起，即公元743年算起，已有1250年的历史。如果从汉桓帝八年（165）延熹遣人至苦县祠老算起，则已有1798年的历史。况且老子祠决不止是桓帝延熹中始建。相对来说，天静宫连经始之日都计算进去，也不过只有607年。在汉桓帝遣中官1100年之后，忽然又冒出一个天静宫，仅凭该观提点一句话，便确定天静宫为“老君所生之地”，岂非有失审慎。张起岩“盖奉敕而为也”一语，本系揣测之词，原不必作如是观。但后来的《亳州志》等等，却都以此为据，甚至居然有人声称，天静宫乃宋代敕修，元代再敕修，那就更失之远矣了。而实际上，看看张起岩的碑文，哪有那么多敕修？

张文接着说：“皇元奄有区夏，太祖武皇帝以仁民立心。于时丘长春之说与神武不杀有默契者，而道教益以盛。积以时日，昔之摧毁者寝复其旧。故天静之兴造，日新月盛，是殆有数存乎其间也。”张起岩是元人，当然要说元朝的好话。长春真人丘处机曾从成吉思汗西征，劝成吉思汗攻城掠地之后，少所杀戮，此处不作论述。这一段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天静宫是元朝“兴造”。请注意，是“兴造”，而不是“重建”，更没有“敕修”。

接着，碑文就谈到了天静宫的规模，在张氏如椽大笔之下，天静宫确实气象万千，轮奂壮丽：“殿即旧址为二，一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门，后丈其室，于监坛二帅，灵官有堂，斋诵有所。钟有楼，井有亭，道士有区舍。至于庖库庾厩，靡不毕具。旅楹无虑百余。又若流星园之圣母殿，五色山，太霄宫之别馆，尚不计也。规其近地，为旅邸园蔬圃以给日用。履田三千亩，为永业，而食其中者几千指。”

以上这一段是关于天静宫具体规模的详尽的原始文字。“履田三千亩为永业”，说的是庙产，并不是说庙基有三千亩地那么大。但却有人说天静宫占地三千亩，《中国道教圣地——安徽涡阳》一文甚至说：“此宫占地三千亩，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在整修三千亩老子庙基，到处都有汉砖及各朝的遗物”。（见《中国开发报》1993．2．27）庙基是三千亩吗？三千亩地上到处都是“汉砖及各朝遗物”吗？是铺满三千亩，还是堆满三千亩？履田三千亩为永业，怎么就成了庙基了？“旅邸果园蔬圃”怎么都成了“汉砖及各朝遗物？”再说，庙大就是老子故里吗？那好，鹿邑太清宫在元代占地一百平方里，履田三万七千五百亩，足足是天静宫的十二点五倍。“庙基”三千亩的天静宫只及太清宫的百分之八而已。

张起岩的碑文以下尚有千余字，与老子里籍无关，恕我们不再介绍。惟碑文结束时署至顺三年（1332）十二月吉日，使我们知道文章写于何时。果按公历换算的话，那已经是公元1333年了。

至此，可以作如下结论。即宋金以前，关于老子里籍无争议。到元至顺三年（1323），始有张起岩碑引刘道广的话，说天静宫是老君所生之地。然其经始无考，于史无据。张起岩碍于乡里人情，远在天静宫千里以外，人云亦云，留下这一通碑记，这就是全部涡阳说的最原始的基石。但是，显然，只有这一块来历不明的基石，老子故里怎么也不能在涡阳立起来。

（五）扑朔迷离的七种答案

把老子里籍定于相的，是安徽大学的孙以楷先生。孙先生的《老子外传》第二篇《宋国相人》中对老子里籍问题，一连给了七个答案：“第一种答案是司马迁提出的，他在《史记·老子传》中说老子是“楚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第二种答案是唐代孔颖达《礼记·曾子问疏》提出的，孔颖达说，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说老子是“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第三种答案是唐代陆德明提出的，他说他看到的《史记》所记载的既不是“楚苦县人”，也不是“陈国苦县人”，而是“陈国相人”。他在《经典释文》中为《庄子·天下篇》作注解，他说老子是陈国相人。还解释说：“苦，春秋时曰相。”第四种答案是边韶提出的，他在《老子铭》中说老子是“楚国相人”。（见《隶释》）《广弘明集》中释法琳在他的《十喻篇》中引《高士传》，也说老子是“楚国相人”。第五种是姚鼐提出的，他在《老子章义序》中说老子是宋国沛人。马叙伦在《老子考》中说，老子是宋之相人。谭戒甫在《二老研究》中也说老子是宋之相人。但是他认为，这个相，就是取现在安徽省濉溪县北的相山的相而得名的。”

孙先生林林总总，罗列了七种说法，其中当然有所轩轾和取舍。孙先生是主张宋国相人说的。他认为，司马迁的说法与孔颖达的说法，差别只在国籍。又转引司马贞的说法：“苦县本属陈国，春秋时楚国灭了陈国，所以苦县又属于楚国。就老子出生的时候说，当然说老子是陈国苦县人比较妥当。但老子死时，苦县已属于楚国，就老子晚年说，当然又以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为优。”

今按：陈国苦县说与楚国苦县说，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是同一地方。所以孔颖达说与司马迁说只是一种答案，不当列为两种。

孙先生认为边韶《老子铭》中说老子是“楚国相人”，唐·陆德明看到的《史记》说老子是“陈国相人”，与前两种说法的主要差别在县籍。他只喜欢这个“相”字，以至于置司马迁详实的说法于不顾，只在“相”字上作文章。

边韶《老子铭》第一句话就是：“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这不错。但《老子铭》说得很清楚：“春秋之后，周分为二，称东西君。晋六卿专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以大并小，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就是说，相亡于楚，地入于苦。所以，说老子是“楚相县人”，是无异于说老子是楚苦县人的。楚相人说与楚苦人说，本质上是一回事，并不矛盾。

今查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中说：“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也。《史记》云字聃，又云曲仁里人也，一云陈国相人。”同上书卷二十五《老子道德音义》又说：“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史记》云字聃，又云（曲）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至于孙先生所说陆德明为《庄子·天下篇》作注，说老子是“陈国相人”，则未之见。即如上述，陈国相人，也即楚国相人，也即苦县人。且又云“一云”者，也未必就是《史记》所说。所以，如果据此就得出陆德明所见唐本《史记》与今传世之《史记》不同的结论来，那也未免有点失之于草率。

释法琳《广弘明集·十喻篇下》确实有“《高士传》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涡水之阴”的话，而且接着又说老子“生于赖乡，死就槐里。”该篇提到老子里籍的文字尚多。除上引文字以外，又如：“内三喻曰：重耳（河上公云老子名重耳）诞形，居东周之苦县”，“内七喻曰：老子生于濑乡，葬于槐里”等。可见释法琳对于老子里籍，了如指掌。苦县、相县、赖乡、濑乡，无非错落为文。但是，苦县、相县、赖乡、濑乡、涡水，无一不说明老子故里在今河南省鹿邑县。

然而，孙先生对于这篇累牍的苦县、赖乡、涡水视而不见，独独只对“楚之相人”四字如获至宝，这就难免有点儿见树不见林了。况且，晋·皇甫谧《高士传》为传世常见之书，并不难找。孙先生不用原著，而从对一般读者说来相对比较冷僻的佛教典籍《广弘明集》中节引，而不察其误，恐怕就更不恰当了。查《丛书集成》本《高士传》卷上，皇甫谧的原文是“老子李耳字伯阳，陈人也。”皇甫谧明明说老子是“陈人也”，释法琳转引误为“楚国相人”，我们从《广弘明集·十喻篇》可知，释法琳只是偶而误记，误把边韶《老子铭》，记作了皇甫谧《高士传》，偶而误记，不足为病。但，孙先生不用《高士传》原文，转引《广弘明集·十喻篇》一段错讹的文字，能说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吗？

姚鼐提出的第五种答案，查《惜抱轩》本《庄子章义·序》，未见老子是宋国沛人的话。孙先生或别有所见欤？

孙先生又说：马叙伦说“宋之相不是陈之相”，谭戒甫说宋之相在今安徽濉溪县北相山。司马彪《庄子注》中说过：老子是相人。“相今属苦，与沛相近。”他所讲的“沛”是指汉代的沛郡以及西晋时的沛国，它的范围相当于今天淮河以北，西肥河以东，河南永城、夏邑以及江苏的沛丰等地，当然包括今天的淮北市相山在内。这样以来，就会引出两大问题，一是定相山为宋之相，老子里籍就排斥了涡阳，变成淮北与鹿邑之争；二是淮北的相正好落入司马彪所说的沛之内，而不是“与沛相近”。有鉴于此，孙先生说：谭戒甫显然误解了司马彪所说的与沛相近一语。那么孙先生主张的宋之相究竟在那里呢？他说“相在涡河以北，应当在宋国领土范围之内。现在的鹿邑在涡河以南，似并非老子的故里相。”

如果孙先生的文章仅仅讲到这个程度，还算没出大的毛病，因为至多，是误解了郦道元《水经注》和《老子铭》“涡水处其阳”一语。而致误的原因，乃不知涡河在元朝改道的事实。然而他与朱玉衡先生合著的《春秋末年的一位著名思想家——老子传略》一书中关于相的解释，却也有些太离谱了。他说：“据《万姓统谱》说：‘相，故殷城’。又据史书记载，商汤迁都于亳，今亳州境内有商汤故都遗址及汤王陵。因此，老子是今安徽亳州人。”按：陈国的相邑就在今鹿邑县东。宋恭公在淮北相山的新都，秦为相县，汉为沛郡、沛国，都不在今亳州境内。作为“故殷城的相”，也不在亳州境内，据《史记·殷本纪》说：“河亶甲居相。”《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故名殷城也。”宋虽是殷人之后，但故殷城不在宋境内，也不在今亳州境内。因之，也无法得出老子是今安徽亳州人的结论来。

《史记》记载，“汤始居亳”。《括地志》说：“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庾亦徙都之。”可见汤居亳的亳，于今亳州无涉。商时期涡河流域，只有厉，没有亳。春秋时期，今亳州地方尚称焦。当今天的亳州还是一片旷野没有出现城邑的时候，怎么让汤迁到那里去作都城呢？所以，说老子是今安徽亳州人，没有史料根据。

持相人说者，又常引孔子、杨朱“南之沛”为论据，然“沛”在何处？

孔子一生，多次问礼于老子。最早的一次，据《水经注·渭水》注说：“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这是有年代可考的。《礼记·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垣，日有食之’”。巷党，鲁地名，又见《论语·子罕篇》。这次老子与孔子相会，是在鲁国境内。孔子十七岁，当鲁昭公七年。《春秋经》记载：“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可见，孔子在巷党从老聃助葬见过日食这件事，是非常可靠的，两位大圣人见过面，而且是在鲁国境内，这应当是十分可信的。

《史记》老子传，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孔子世家》也记有此事，洛阳有孔夫子问道处碑，当是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证。是老子曾经至鲁，孔子也曾至周。然而《庄子·天运篇》又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另据《列子·黄帝》篇，“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可见古代确有一个叫做沛的地方，而且其地是老子生活的地方，或者是去老子生活附近的地方，或者是到老子处的必经之地。

由于亳州西汉时属沛郡，东汉时属沛国，于是孔子“南之沛”见老子，也成了一些同志论证老子是安徽人的论据。其实，春秋以前，地无名“沛”者，沛县为秦置。陈胜起义时，“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这个沛令就是秦的沛令。“父老率子弟共杀沛令以迎刘季”，这个沛令还是秦的沛令。这两个沛，都是秦的沛县。汉置沛郡，无疑是纪念汉高祖自沛起兵，治相，辖三十七县。秦汉之沛，在泗水流域。老子当然不会跑到秦汉之际的沛地等待孔子、杨朱的来访。

那么，南之“沛”的沛究竟在何处？或曰春秋之沛究竟在那里？虽然，我们尚不能具体确定其位置和大小，但它的大体方位是可以肯定的。它应该位于今鹿邑县西北方向涡河的上游。据郦道元《水经注》：“阴沟水出河南阳武蒗荡渠，东南之沛，为涡水。阴沟始乱蒗荡，终别于沙，而涡水出焉。过水受沙水于扶沟县，许慎又曰：涡水首受淮阳扶沟县蒗荡渠，不得至沛方为涡水也。”（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陈桥驿点校本）这段文字中，“东南之沛，为涡水”以上，是《水经》中的文字，“阴沟始乱蒗荡”以下是郦道元注解。郦道元引许慎之语，从反面证明，涡水源处的“沛”不是秦汉时的“沛”。涡水属淮河流域，秦汉时的沛属泗水流域。这也确实说明，春秋老子那个时代，在涡水上游，确有一个叫做“沛”的地方，它曾是老子生活过的地方，或讲学的地方，当然不一定必须是老子的出生地。这个地方大概应在老子出生地苦与梁之间，它大体上应在太康县附近。虽既无确切记载，然而按道理推测，这个“沛”才是孔子和杨朱“南之沛”的“沛”。

孙以楷先生在《涡河流域——道家文化的摇篮》一文，对于老子里籍又有新说。他说：“老子是道家文化的始祖，老子是什么地方人呢？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列举了三种说法，其中老子、老莱子均为楚人。并明确指出老子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即今河南鹿邑县境。也有人认为老子是陈人，因为老子是春秋时代人，当时苦属陈国。楚也罢，陈也罢，所指均为苦这个地方。此地在安徽与河南交界处，可以说是鹿邑县东，也可以说是在安徽亳县西。从历史上看，它曾属亳州，因此在亳州境内关于老子的文化遗存很多，历代统治者祠祭老子的活动也多在亳州举行。本文无意为安徽争夺老子，而是要指出，春秋之相，战国之苦，今之鹿邑东亳县西，属淮河支流涡河经地。魏源在《老子本义》中说：‘老子陈国相人，今属苦县，与沛相近。《水经·阴沟水》注：南至沛为涡水，涡水又东迄苦县故南，即春秋之相。……又北迳老子庙东，……，史料告诉我们，道家文化的奠基人老子是在淮河流域的黑土地上生出那‘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想的。”孙先生的这段字以浓缩的方式传递了丰富的信息，又以客观公允的面孔出现，颇可以把本来清楚的事情搅成一锅粥的。所以，不能不辨。

司马迁在《史记》中确实写了三个人，即老子、老莱子、周太史儋。然而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孔子问礼的是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的是老子，其后为汉将的是老子的后代，正是这一位老子是道家鼻祖，也正是这一位老子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这一点，不容怀疑。

鹿邑县历史上是苦县，苦县曾属陈，也曾属楚，“楚也罢，陈也罢”，都不错，所指均为苦这个地方，即今河南省鹿邑县。此地在接近河南与安徽交界处，但不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此地准确地说，在河南安徽交界处以西，属今河南省鹿邑县境。“从历史上看，它曾属亳州”，这话是正确的。然而更具体的说，此地在元以前曾属亳州。从明朝起，此地就属归德府管辖。而且还应指出，历史上的亳州，地域大于现在的亳州市，鹿邑在历史上所属于的那个亳州，决不等同于现在的亳州市。因此在亳州境内关于老子的文化遗存很多”，应该说“因此在亳州市范围内有一些关于老子的文化遗存”。至于说“历代统治者祠祭老子的活动也多在亳州举行”，应该交待得更清楚一些，应该表述为：在鹿邑属于亳州的历史年代里，统治者祠祭老子的活动多在亳州鹿邑太清宫举行。至于历史上鹿邑县不属亳州的时代，自然不在此例。孙先生又说：“春秋之相，战国之苦，今之鹿邑东、亳县西”，今之鹿邑东、亳县西是什么地方？是两县的交界处。交界处只能是一条分界线，不可能存在一个双方不管的区域。所以应该表述为春秋之相，战国之苦，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境内。

孙先生引用了魏源《老子本义》中的一段话，已见上述。这一段话引得很有意思，孙先生的用意在于相，魏源《老子本义》在“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下注云：“庄子称孔子、杨朱皆南之沛见老子。边韶碑则称老子楚相县人。《释文》引《庄子注》老子陈国相人，今属苦县，与沛相近。《水经注阴沟篇》东南至沛为涡水，涡水又东迳苦县故城南，即春秋之相。王莽更之为赖陵。又东迳赖乡城南。……老子生于曲涡间云云……曲涡间即曲仁里也。”孙先生转引《老子本义》，偏偏漏掉了“曲涡间即曲仁里也”一语，如此断章取义，岂足为训？

（六）今涡阳不是古苦县，郑店村也不是曲仁里

孙以楷先生持老子“宋相人说，”那个“相”还在鹿邑范围内，虽然有时孙先生说相在今安徽亳州西、鹿邑东，也还不是太远。诚然，孙先生也说过老子是今安徽亳州人（见前），那离鹿邑太清宫也只有四十五里。相比之下，杨光先生走得要远得多。杨先生《老子生地考辨》一文，把老子故里由苦县（今鹿邑）经过相（今濉溪县）再经过袲（同“侈”，今涡阳县丹城集）搬到了涡阳县的郑店村，真是石破天惊。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居然成了涡阳县郑店村。杨光先生文章块头很大，考辨也化了不少力气，但是，请恕我们直言，他的“涡阳说”是难以成立的。

1、《史记》关于老子的记载是否可靠？《考辨》认为，今本《史记》和孔颖达所见唐版不同，《史记》有经后人纂改刊定之处。《史记·老子传》中写了三个老子：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后两人是以存疑态度写的，可见司马迁对老子的事迹已不太清楚，但何以对老子的国、县、乡、里记述得那么清楚呢？《史记》记先秦人物籍贯，像颜回鲁人，孟轲邹人，荀卿赵人，则记其国而不地；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管仲夷吾颍上人，则记其地而不国，苏秦东周雒阳人，李斯楚上蔡人，则并国与地记之。对于孔子则记“孔子鲁昌平乡陬人”，尚未言及“阙里”，为什么独独对于老子的籍贯记得这样详细呢？这与《史记》的一般体例不合，可知这段文字非太史公原文。那么，司马迁《史记》中关于老子里籍这段话是怎么来的呢？杨认为，班固《汉书·地理志》“淮阳国苦县”颜师古注引云：“城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县，春秋时曰相，有赖乡”刘昭注引《古史考》（三国蜀）汉谯周撰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后来，东晋葛洪写《神仙传》，就联而书之曰：“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大概在唐代有人据此刊改了《史记》。杨先生说：“楚国苦县说盖出于此，不足相信。”

按：班固，东汉人；谯周，三国蜀汉人；《后汉书》作者范晔，南朝刘宋人；刘昭，南朝萧梁人；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唐人；写《神仙传》的葛洪，是东晋人。葛洪是怎么把他身前身后人的著作联而书之的？就不得而知了。

“宋相人说”和“涡阳说”者都援引孔颖达和陆德明，以为唐代《史记》版本与今传世版本有不同之证。其实，孔、陆等所见，未必就是唐代版本，即使是唐代版本，也帮不了涡阳说者多少忙。

孔颖达《礼记·曾子问疏》引《史记》作“老聃，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原文脱“人”字）。孔氏的疏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根据熊安生和皇侃两疏做的。所以，这一段《史记》原文，如果孔颖达没有引错的话，那应该被视为还保留有六朝以前《史记》的原貌。如此，也就不能称之为唐代版本。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陈国苦县赖乡人，”应视为和孔颖达所见大体一致。如果这一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六朝以前《史记》的这一段话，确有某些不同之处。但是，六朝以前《史记》版本或唐代《史记》版本便仅有此一种吗？恐怕也不敢下此断语。说唐人改过《史记》，这话也有些武断。盖古人作学问，相当谨慎，不似今天一些人那么冒失。本文不是考证《史记》版本沿革的，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本文也不是考证唐时《史记》版本的原貌的，那是另外又一篇文章的任务。本文只是想指明，孔颖达、陆德明所见不一定就是唐本《史记》，为了说明问题，请比较以下文字：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5《道德经音义》：“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史记》云字聃，又云曲仁里人。一云，陈国相人。”

而《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李善注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

请读者将这两段话与上文所引两段《史记》文字比较，便可知道，李善、孔颖达、陆德明各人所见《史记》版本是不相同的。如果是真存在一种经唐王朝篡改刊定的《史记》版本，以上述诸人的身份，学问，在援引时便不当如此不同。所以，说唐人据《神仙传》改《史记》，这话非常靠不住。

而且，即使陆德明、孔颖达等所见《史记》确为唐代版本或六朝以前本子，那也只是说老子是“陈国苦县厉（赖）乡曲仁里人，”其地也还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仍然帮不了涡阳说者的忙。

2、相不在涡阳

涡阳说者不认“楚国苦县赖乡”或“陈国苦县赖乡”这壶酒钱，却紧紧抓住东汉边韶《老子铭》“老子，楚相县人也”以及陆德明“一云陈国相人”的“相”字不放，把老子生地从楚国或陈国，拉到宋国。据说，只有宋国有相这个城邑；另外，只有宋国才有“老”这个姓氏。而实际上呢，春秋战国只有宋，没有相这个城邑。楚确实是有老姓的。宋新都虽在相山下，而不称相。楚有老莱子，谁云无老氏？

《春秋·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会于袲，伐郑。”杜预注：“袲，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相，《左传·桓十五年》会于袲者也。”涡阳说者说，袲就是今涡阳县境内的丹城乡。就是说，相就是丹城。

袲的具体地望，《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春秋宋地，在今安徽宿县西。杜注，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从安徽地图上可以查出丹城集（或曰乡，或曰镇，实即一处）不属于相，也不属于宿县。说丹城集就是袲，没有史料根据。相肯定不是丹城。袲地可能在相附近，但是决不是丹城，丹城固然在相的西南，但距离太远。丹城集或丹城镇的历史最早只能查到后魏时期。这离春秋时期也太远了。所以说袲就是丹城，没有文献史料可以支持。丹城集只是后魏时期的丹城县治费城。

假如我们承认丹城就是“袲”，又承认“袲”就是“相”——“宋国的相”，那么，这个相距涡阳说者信定的老子故里涡阳县郑店村，还有七十华里上下。“宋国的相”范围也太大了点。它从河南鹿邑跑到安徽濉溪，又从濉溪跑到丹城，再从丹城跑到涡阳，这也未免太使人疲于奔命了。

3、老子生地“相”邑旁是谷水，不是“榖水”。

流经相县旁的睢水是榖水，不是谷水。

涡阳说者为了证明涡阳武家河即古谷水，又谷水即雎水，特援引《水经注·睢水》条，但引用时没注意繁简字的转化，以至出了不小的毛病。涡阳说的引文是：“睢水经谷熟，两分睢水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谓兼称。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睢水也”《水经注》是一部相当权威的书，引《水经注》以为论据，绝对可以。但是上边文字在转引中，误把“榖”字简化为“谷”字，就导致了歧义和麻烦。上边这段话中一连出现三个“谷”字，都应该是“榖”字。《水经注》这一段讲的是榖水，不是谷水，睢水流经榖熟，所以又称榖水，这就是名因地变，说的很清楚。睢水下游确实流经“相”，（即今濉溪县），所以睢水又称相水。这也是名因地变。但这是榖水，与武家河无涉。它也不是谷水，与老子故里也无关。古谷水在今鹿邑县境，古濉水或睢水称榖水，是从榖熟流过。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不必将榖水改为谷水，而且也改不了。

另外，以上引文中的三个“雎”字，都是“睢”字之误。此当是检字时误植。因为古雎水就是沮水，在今湖北境。倘若如此，老子里籍势将变成河南湖北之争！这恐怕又是涡阳说者始料所不及的。

涡阳说者以《水经注》为据，正确的指出，“老子生地（太清宫）当位于谷水入涡处”，而又错误地以为今鹿邑并没有谷水入涡，也没有别的河流入涡，只有涡阳有武家河入涡，合乎“谷水入涡”的条件，所以拼命证明武家河即古榖水，结果已如上述。而所谓鹿邑“无谷水入涡”则又说明涡阳说者还有未见之处。鹿邑太清宫附近，古代确有谷水，《水经注》卷二十三说：“涡水又东北曲，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涣水于襄邑县东……又东南经苦县故城南，又东经柘县故城东……双东经苦县故城中，水泛则四周隍渐，耗则孤津独逝。谷水又东经赖乡城南，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非也。谷水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这就是谷水入涡处，地当太清宫附近。赖乡也，赖陵也，又称谷阳县者以地，此亦名地变者。

今鹿邑县确无谷水入涡，而且太清宫又在涡河以南，但这并不影响太清宫作为老子生地的存在。盖河流改道，陵谷迁移所致也。《光绪鹿邑县志》卷四《川渠》说：“涡水又东南屈经苦县故城南，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又屈经相县故城南。此魏时涡流所经之地也。自大赖以东，皆在今县境。《吕志》云，涡水故道自经黄河冲决，谷岸变迁，惟城东二十里外尚循故道。其城西自安平以东稍徙而北，虽东南流者数枝纵横，皆涡水旁出，随地易名，然直趋东南，不复曲而东北与城东之涡水合矣。至所谓苦县西南以至相县城南者，淤塞已久，非复旧迹。至元初，张柔守亳州，于今城北四里开东西直河，上下通涡，以便馈饷。……此康熙时涡水所经之轨迹也。……今考涡水，自太康县流入县西北境，由高庄东流经安平集（有古桥），又东入淮宁境，又东复入县境，又东过时口桥，经观武集北，又东南复入淮宁境，又东过石口桥，经魏桥集，又东南流经城北（去城三里），又东南经洞霄宫北，又东南入亳州境。”持涡阳说的诸同志，至此不知尚有疑惑否？

4、涡阳郑店村不是老子故里。明清地志抄至顺三年碑，不足为据。

涡阳说者把老子的出生地安在涡阳县西北五公里郑店村的天静宫，它的第一个理由是有始建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宋天禧二年（1018）敕修，元至顺三年（1332）再敕修的天静宫，有尹子孤堆。

按：元至顺三年张起岩碑，辨析已见上文，那是天静宫最原始的文献，读者可以再读一遍，不存在建于汉桓帝延熹八年的话。所谓宋敕修，系张起岩揣测之词，元至顺三年肯定不是敕修。此外，尹子孤堆，就是尹子孤堆，不能随便指为尹喜墓。涡阳同志不是说汉砖三百块，墓门雕刻经鉴定也是汉代石刻吗？尹喜既与老子同时，何以用汉砖下葬？如果涡阳的什么孤堆是尹喜墓，那么楼观的尹喜墓又是什么“孤堆”？

至于引用若干种地志以为涡阳说的支柱，是涡阳说的第二个理由，但这也无济于事，反而适见其词穷而已。

老子为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刊之论。关于老子生地或里籍问题，在宋代以前没有第二种说法。明清两代，渐渐冒出天静宫是老子所妊之地的说法，见于《大明一统志》、《江南通志》、《亳州志》、《涡阳县志》、《大清一统志》等志书，仍不见于正史。而起源，也都是元至顺三年（1333）张起岩撰《天静宫兴造碑》所云“天静宫为老子所妊之地”一语。老子涡阳说的源，也就是这通元碑。不论从哪方面说，天静宫说都是树不起来的。

《大明一统志》卷七：“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张起岩撰碑。”同上书又云：“流星园，在天静宫南，碑（按即张起岩撰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生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试比较前引张起岩碑，可知这些话基本上是一字不差从张起岩碑上照抄下来，并指明了出处。

《大清一统志》颍州府下“天静宫”条说：“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宋天禧二年盛复撰天静宫碑。”关于天静宫的方位、宋天禧二年碑云云，也是出自元张起岩碑，只是多了一句“汉延熹七年建”，这句话是凭空虚构，没有任何依据。汉延熹八年，桓帝派官到苦县祠老子，这里出现一个延熹七年，非常有意思，但可惜无据。有趣的是，《大清一统志》在下边接着就说：“太清宫，在亳州西四十五里，通老子所生之地。取名紫微宫，天宝二年改。”对于天静宫，加“相传”二字，对太清宫，直陈无疑，孰真孰假？难道还用多说吗？

《江南通志》卷四十八：“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州（按：谓亳州）东福宁镇。基础犹存”。

乾隆三十九年纂《亳州志》卷三：“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流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天静宫，与流星园接壤，前为圣母殿，有大石枕，……有炼丹井在殿前。”

《涡阳县志》卷四：“天静宫在县北十二里雉水之北，俗名中太清宫，汉延熹中建。宋天禧二年敕修，盛度撰记。（今佚）元至顺三年重修之，张起岩记。”这里，中太清宫，东太清宫（天心宫）都出来了，汉延熹中建也用上了，宋敕修（在张起岩是揣测之词）也被肯定了，总之“论据”至此已相当齐全了，只可惜这些“论据”的真实性却有问题。《涡阳县志》引明正德崇祯重修天静宫碑，称“在汉为天静宫，延熹八年奉敕而建也，”这是《大清一统志》和《涡阳县志》所谓天静宫建于汉延熹中的根源。但遗憾的是，它没有任何史料文献作为依据，只是向壁虚构的故事，把汉桓帝始祠太清宫的时间搬来罢了。

所以，涡阳天静宫的原始文献，最早只能查到元至顺三年即公元1333年的张起岩碑。据张氏碑记，元代在亳州福宁镇确有一天静宫，宋时可能有宫观，是否敕修，不敢肯定，元代则绝对不是敕修，后来的《亳州志》、《凤阳府志》、《江南通志》、《涡阳县志》在天静宫上作了一些文章，但大都以张起岩碑为出发点，走的还不是太远。而且，即使在造假的同时，也还保持一定清醒的头脑。比如乾隆《亳州志》卷三有修志者按语说：“按天静宫……前明碑记载建自汉延熹八年，未审所据。考史虽有使左忄官 祠老子之文，地在苦县。元碑记言宋有天禧二年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碑阴有守臣名，盖奉敕所建也。今并元碑俱亡之矣。流星之说，自宋时已有之。纵谓生于厉乡，归于鹿邑，此独非诞弥发祥地乎？无始之始，妙探其源，西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他若九龙井，本在厉乡，不便强附。”这个按语，有力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老子确属鹿邑人，天静宫不便强附，天静宫延熹八年之说既无根据，宋碑元碑也已佚失。涡阳又承认九龙井在鹿邑，那么，还要争什么？其所勉强要争的，就是老子诞弥发祥之地。换句话说，就是孕育在涡阳，降生在苦县。但无论如何，老子诞生在苦，这是无法否定的。

清光绪三年《重修安徽通志》在老子里籍问题上就比较客观。说：“今按宋陈抟为亳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颍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光绪重修安徽省通志》）卷260（《人物志·隐逸》序）当然，对《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也不必过多指责。毕竟书成众手，从《亳州志》《凤阳府志》等抄袭致误。

地志中有关天静宫的说法都源于张起岩碑文，而且都在鹿邑太清宫归属归德府管辖以后，个中原因，难道还用着再解释吗？

涡阳说的第三个理由，是曹丕《临涡赋》有“曲涡”二字，与汉永兴元年（153）谯令王阜碑“曲涡间”相同，曲涡间当在涡阳天静宫附近，辨已见前，不重复申说。

总起来说，涡阳说者既不相信《史记》关于老子里籍的记载，认为不可信，不甚可信，又拼命证明涡阳县武家河的郑店村就是苦县赖乡曲仁里。为了证明老子是宋之相人，涡阳说者一会儿说相在濉溪，一会儿说相在丹城，一会儿又说相在涡阳北五公里的郑店村，为了证明武家河就是谷水，连榖水与谷水的区别也不要了。而所引为书证的山经地志，又全出自明以后，且全抄自张起岩碑。其他尚有“占三从二”之说，岂能用于学术研究？天静宫旧地挖出一口汉井，有汉井就能证明是老子故里吗？即使是这种汉井，“涡阳遍地皆是”，也不能取代本在苦县的九龙井。《史记》记老子里籍至为详尽，也成了涡阳说者怀疑的理由，说这与《史记》体例不合。今按，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说：“《史记》传中用或盖等疑辞，若仅见补缀之状者。然考《史记》一百三十卷，其中传人者，无虑数百。而记其生地，始其国而及其见乡里者，仅三处。其一，汉高祖，次则孔子，又次老子，示其不测之人，与其结束细述子孙之事相对，逾可断定其无错误。”未知涡阳说者于此又有新说否？

（七）结束语

司马迁《史记》关于老子里籍的记载，经受住了二千多年历史的考验。虽陵谷迁异，行政区划变革，老子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即今鹿邑太清宫镇人，乃是不争之历史事实。鹿邑太清宫为老子诞生之地，又是道教圣地。历代祠老，在鹿邑。鹿邑在历史上曾属过亳州，但不是今天的亳州。涡阳天静宫见于地志记载是明清两代的事，而其源，乃是元至顺三年（1333）张起岩碑。“宋国相人”说，不知所说的相究竟在何处。涡阳说，太过冒失，太过简单，没有根据，无法服人。总之，“涡阳说”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想顺便指出：老子的里籍究竟在哪里？这是个学术问题，如有不同意见，自可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商榷。我们只是在探求历史真实，并无意与谁争夺老子。老子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华夏先哲，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当然，同时也是河南和安徽的光荣，我们无意独占这份光荣，不但安徽，其他任何兄弟省市，甚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纪念他，或研究他，我们认为都是值得欢迎的。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朱青兰、刘晓冬、石玉华、潘又泉、张少立、周西华、王超、李乔和丁巍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肖鲁阳系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景志系中国鹿邑老子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