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爱勤

    老子思想及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道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即使按照最严格的学术标准，老子也无愧于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的称谓。他所著的《道德经》，不仅创建了道家学派，同时也与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儒家思想一起奠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战国以降，老子及其思想一直是学问家、政治家和崇信者们的研究兴趣所在，也是广大普通民众的热门话题。浩瀚无垠的《道藏》及不计其数的民间传说就是这些研究兴趣和话题的结果，近代众多人员的参与和众多研究成果的问世，更展示人们对老子文化经久不衰的热情。但我们从这些著述中却发现了一个本不该忽视的重要内容，而这个内容就一般科学研究的概念而言，应该是许多研究课题深入进行前的必备条件，那就是对老子出生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研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近代东西方众多理论体系，都是将某一重要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尤其是对直接促成该思想体系产生的代表人物所处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更是要深入研究的。但我们大致地归类了一下，学术界在对老子出生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研究方面，总是大而化之，可以说专业系统的研究几乎是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现象，也不能不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反思。大家都在谈要找到老学研究的新途径，开辟老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又总是在原有的几个问题上打转转，变了身的新词汇，所谓新的学术阐释层出不穷，但却很少有真正给人带来新意的东西。其实，对老子出生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的研究，完全可以为我们的老学研究带来新的课题，虽然这个课题原本应该是许多研究课题的基础。本文在此想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体会和观点，不妥之处，请各位方家提出批评。

       一、关于老子出生地的行政归属

       由于各种利益所致，学术界的个别同志在治学原则上出现偏差，任意篡改历史的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坚持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历史研究者，尊重历史，实际上也是尊重历史研究这个行业，也是尊重研究者自己。我们可以对于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各个角度和各个层次的阐释，对它标以各种定义，但绝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以偏代全，以点带面，更不能随意更改基本的历史史实。

       关于老子出生地的研究，近几年似乎突然热了起来。因为一些非学术的原因，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似乎真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一个社会热门话题。其实，关于老子的出生地，历史上早有记载，其中以司马迁的《史记·老子传》最早也最详细，后人著述多是对它的诠释和补充。司马迁指出：“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卷63）也有史书将“厉乡”记为“赖乡”或“濑乡”，这是因为在上古时期“厉”、“赖”、“濑”三字元音相同，可以通用。而这个“楚苦县厉乡曲仁里”就位于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

       为了较深入论证这一问题，让人们对“老子故里”的历史行政区划沿革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对以现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为区域中心的历史行政区划沿革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考证梳理，阐述如下：

       司马迁称老子是楚国人，而署名西汉刘向著的《列仙传》则说老子是陈国人。那么，老子究竟是楚国人还是陈国人呢？其实老子既可以说是陈国人，也可以说是楚国人。因为苦县原名鸣鹿，属陈国，公元前479年楚灭陈后将鸣鹿改为苦县，当然就又属楚国了。所以蔡元培先生说“老子盖亡国之遗民也”。（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P.23.）就象我们今天说老子是鹿邑人一样，唐朝学者张守节明确指出：“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老子出生地未变，只是因为行政归属变了，才导致了称谓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此后的二千多年中一直在进行着。

       在商代时，属豫州。小诸侯国“厉(lài)”始置，治所在今鹿邑县太清宫镇。

       在西周时，属豫州。小诸侯国“厉(lài)”沿置，治所在今鹿邑县太清宫镇。

       在春秋时，属豫州。辖区置陈国的相、（治所今鹿邑县太清宫镇）鸣鹿（治所今鹿邑县辛集乡）和属宋国的訾母。（治所今鹿邑县马铺镇）楚国于公元前479年灭陈后置苦（hù）。（治所今鹿邑县太清宫镇）

       在战国时，属豫州。苦县属楚国临淮郡。（治所今鹿邑县太清宫镇）

       在嬴秦时，属豫州。苦县划归砀郡管辖，治所在今鹿邑县城，辖厉乡。

       在西汉初，属兖州。汉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苦县归淮阳国管辖，是淮阳管辖的九县之一。九县即：陈、苦、阳夏、宁平、扶沟、固始、圉、新平、柘。《汉书》在苦县下有注：莽曰：赖陵，师古曰：《晋太康地记》，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卷28）。景帝废淮阳国，苦县改归沛郡，辖厉乡。

       在新莽时，属豫州。废苦县建赖陵，归淮阳国管辖，下辖赖乡。

       在后汉时，属豫州。废淮阳国，建陈国。光武帝建武元年废赖陵，建苦县，治所在今太清宫镇，属陈国管辖九县之一，即：陈、阳夏、宁平、苦、柘、新平、扶乐、武平、长平。《后汉书》在苦县下有注：春秋时曰“相”，有濑乡。伏滔《北征记》注：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注：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卷30）

       在曹魏初，属豫州。苦县治所在赖，初属豫州陈郡，景初二年﹙238﹚划属谯郡管辖。《三国志》称，魏明帝曹睿于景初二年﹙238﹚夏四月壬寅日，将宋县、陈郡、苦县划属谯郡管辖。（卷3）

       在西晋时，属豫州。苦县治所迁回故县城，辖赖乡，成为梁国陈郡所管辖十二县之一。即：睢阳、蒙、虞、下邑、宁陵、谷熟、陈、项、长平、阳夏、武平、苦。《晋书》在苦县下有注：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卷14）

       在东晋时，属豫州。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废苦县，建父阳，治所在赖，归梁国陈郡管辖。陈郡下辖县有四，即：项城、西华、父阳、长平。《晋太康地志》称属梁（卷36）。据《晋地道记》：苦县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毕沅案苦咸康三年﹙337﹚，改为谷阳。（王隐、毕沅集《晋书地道记》，丛书集成版，商务印书馆）

       在十六国时，先后属后赵、前秦、后秦、后燕诸政权。

       在刘宋时，属豫州。父阳治所在赖，归陈郡管辖。《宋书·州郡志》在“父阳”下有注：“今本苦县，前汉属陈。”

       在高齐时，将父阳并入武平县。

       在北魏时，属兖州。孝明帝正光年间废父阳，建谷阳，治所在赖，属陈留郡管辖。时陈留郡下辖县五，即：小黄、浚仪、谷阳、东燕、武平。在谷阳之下有注曰：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魏书》在武平之下有注曰：正始中有武平城、濑乡城，天平二年﹙535﹚置镇，武定七年﹙549﹚罢。（卷106）按，文中“濑乡城”应为“濑乡祠”之误，在武平之东，属谷阳县管辖。

       在隋朝时，属豫州。开皇六年﹙586﹚复建谷阳，治所在苦城，归谯郡管辖。同时，析谷阳西南境置郸，治所在今郸城县城，归淮阳郡。时谯郡下辖县六，即：谯、酂、城父、谷阳、山桑、临涣。开皇十八年﹙598﹚将武平改名鹿邑，划归淮阳郡管辖。（《隋书》卷29）这是“鹿邑”正式成为行政区划称谓，但并不管辖赖。赖归谷阳管辖，并且是谷阳的县治所在地。大业十三年（617），农民军田黑社攻占鹿邑，改称涡州，治所设在今鹿邑县的城村。

       在唐朝时，属河南道。乾封元年﹙666﹚废谷阳、郸，建真源，载初元年﹙689﹚又废真源建仙源，神龙元年﹙705﹚再废仙源建真源”，均归亳州管辖。当时亳州下辖八县，即：谯、酂、城父、鹿邑、真源、临涣、永城、蒙城。（《旧唐书》卷38）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唐太宗之子濮王太与司马苏勖等人合撰之《括地志》称：“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杜佑《通典》所载与《旧唐书》所载完全相同，并称真源“古之苦县，老子生于此”。（卷17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亳州辖县与《旧唐书》完全相同。此书中“四至八到”对真源的辖区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真源县，望，东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春秋属陈，后为楚所并，汉为淮阳国，后汉属陈国，晋属梁国。成帝更名谷阳，高齐省入武平县，隋开皇六年﹙586﹚，复置谷阳县，理苦城。乾封元年高宗幸濑乡，以玄元皇帝生于此县，遂改为真源县。……玄元皇帝祠，县东十四里，祠院中有九井，隋季井皆竭，自武德以来，清泉沁涌。或云：汲一井，而八井水皆动。李母祠，在县东十四里，乾封元年﹙666﹚，册号先天太后，今谓之洞霄宫”。（卷7）而我们现在从原县衙东行七公里（十四华里）就是太清宫镇，从太清宫镇东行约三十公里（六十华里）就到亳州旧城。《新唐书》在真源下有注：望，本谷阳，乾封元年更名，载初元年曰仙源，神龙元年复曰真源，有老子祠。天宝二年﹙743﹚曰：太清宫，又有洞霄宫，先天太后祠也。（卷38）唐大和元年﹙827﹚，将临涣县划出归宿州管辖。武德三年田黑社败，废涡州，建鹿邑。

       在五代十国时，鹿邑、真源先后属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后唐。

       在宋朝时，属淮南东路。大中祥符七年﹙1014﹚废真源，建卫真，乃亳州所领七县之一，即：谯、城父、酇、永城、卫真、鹿邑、蒙城。《宋史》在“卫真”条下有注：“望，唐真源县，大中祥符七年﹙1014﹚改（卷88）。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载亳州领县与《宋史·地理志》相同。并称，鹿邑（即今鹿邑县武平城）在亳州州治西一百一十七里。真源（即今鹿邑县城）在亳州西南五十九里，内十八乡，今八乡即楚之苦县地。《史记》谓老子苦县人也，汉为县属淮阳国，晋咸康三年﹙337﹚，更名谷阳，盖谷水之阳，因以为名，隋初改为仙源，以老子所生地为名。唐麟德三年﹙666﹚，高宗幸赖乡，改谷阳为真源，以隶亳焉。（卷12）王存《元丰九域志》称，“望，卫真，（亳）州西六十里，六乡，谷阳一镇，有洵水、沙水。紧，鹿邑，（亳）州西一百十二里，六乡，郸城一镇，有涡水、明水”。（卷5）

       在金朝时，属南京路。亳州领县六、镇五，即：谯、鹿邑、卫真、城父、酂、永城。《金史》在“鹿邑”条下有注：“有涡水、明水、镇一、郸城”。在“卫真”条下有注：“有洵水、沙水、镇一、谷阳”。（卷25）立在今鹿邑太清宫太极殿前的《金续修太清宫碑》说：亳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圣之地。

       在元代时，属河南江北行省归德府，亳州初领六县，即：谯、酂、鹿邑、城父、卫真、谷熟。至元二年（1265），鹿邑、卫真合并为鹿邑县，治所于今鹿邑县城。据《元史》称：“以民户少，并城父入谯，卫真入鹿邑，谷熟入睢阳，酂入永城，其睢阳、永城去隶归德，后复置城父。”（卷59）从此之后“卫真”消失，“鹿邑”成为这一区域的唯一称谓。由战国之楚至元代，“苦”经历代，称谓数次更变，至元代“鹿邑”建制确立，至今未有大变。立于后至元三年（1337）的《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由国史院编修揭溪斯作叙称：太清宫老子始生之地也。

       在明朝时，属河南承宣布使司。洪武元年，归德府降为州，隶属开封府，鹿邑归开封府归德州管辖。据《寰宇通志》，时开封府领六州，三十六县。府辖归德州领五县，即：宁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天顺间的《大明一统志》与《寰宇通志》完全一致。《寰宇通志》在“鹿邑”条下有注：“在州东百二十里，汉为郸县地，东汉置武平县，隋始改鹿邑，唐、宋至国朝皆因之”。（卷83）嘉靖二十四年﹙1545﹚，归德升州为府，鹿邑仍属归德。时归德领一州、八县。即：商丘、宁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明史》在“鹿邑”条下有注：“府南，元属亳州，洪武中改属。南有颍水，又蔡河自西流入，谓之蔡河口，即沈丘县之沙河也，又北有涡水，东流入南直亳州境”。（卷42）由明代始鹿邑县划归河南境域之内，而脱离安徽亳州。

       在清朝时，属河南省归德府。时归德府领一州、八县，即：商丘、宁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睢州、考城、柘城。《清史稿》在“鹿邑”条下有注：“繁，疲，难。府南百二十里。故城，县西，古鸣鹿，……谷阳一镇，县驿一”。（卷62）立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的《镌道德经记碑》称：老子吾邑人，史载、国载、县载、乡载里甚详。

在民国时，属河南省。元年，属河南省开归陈许道归德府。二年，废开归陈许道并裁府制，建豫东道，鹿邑属河南省豫东道。三年，废豫东道，建开封道，鹿邑属开封道。十六年，废道建制，实行省、县两级制，鹿邑属河南省直辖。二十二年，鹿邑划归河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三十年底，归属河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1946-1949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5个边区县。

       1946年10月建商亳鹿柘县，县政府设在枣集，隶属豫皖苏第三专署，1949年2月撤建制。

       1946年8月建安平县，县政府设在玄武镇，隶属豫皖苏第二专署，1949年4月撤建制。

       1946年12月建鹿亳太县，县政府设在白马驿，1947年6月撤建制。

       1947年2月建沈鹿淮县，县政府设在郸城集，1949年11月撤建制。

       1946年10月建鹿淮太县，县政府设在辛集，隶属水东专属，1947年1月撤建制。

       1947年建立鹿邑县人民民主政府，县政府设在吴台庙，隶属豫皖苏第二专署。1948年11月，县政府迁入鹿邑县城，归属淮阳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10月至1953年2月属淮阳专区，1953年2月撤淮阳专区建制，鹿邑改属商丘专区。1958年12月开封、商丘二专区合并为开封专区，鹿邑改属开封专区。1961年12月恢复商丘专区，鹿邑改属商丘专署。1965年5月周口地区建立，鹿邑归周口地区。2000年6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周口地区设立地级周口市，鹿邑归周口市管辖至今。

       二、老子出生地的自然生态对老子思想形成的影响

       鹿邑县，位于河南省的东部，北接商丘，东临亳州，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属于典型的黄河冲积性平原，境内有涡河、惠济河、白沟河、清水河、晋沟河、黑河等14条较大河流，小河43条。土壤以淤土和淤沙两合土为主。县境内地势平坦，但由于古河道交相沉积，黄河多次水淤积，局部形成槽状和碟状洼地。地势西北略高，东南偏低，平缓倾斜。最高点在玄武镇崔庄，海拔46.3米；最低点在郑家集乡王竹园，海拔37.4米。

       鹿邑县境气候温和，处于暖温带半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日照2277小时，气温14.4度，降水量739.6毫米，无霜期223天。

       在《道德经》中有许多赞扬水的阐述，如四章“渊兮似万物之宗”，十五章“豫兮若冬涉川”，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三十二章“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特别是八章的那段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动善时”，更使道家“尚水”的理念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不少，附于郭店竹简《老子》（丙组）之后《太生一水》的发现，更使研究者们确立了一些老子尚水的信念（参见《道家文化研究》第4、17辑；《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元月出版，第257-260页）。但是却很少见到有人认真研究老子尚水观念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说，大量研究者们一起在致力于老子尚水这种现象，而根本没有去讨论一下为什么老子会产生尚水的观念。这怎么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老子思想的实质？为什么老子尚水，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老子就出生在一个水环境中，他就是在水的包围之中渡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现在的鹿邑县仍然属于强水区，浅水层在2.5米以上，平均埋深3.39米。浅层地下水2.2098亿立方米，宜于开采。尤其是沿涡河两岸（含太清宫镇）属丰水区。鹿邑县也是重涝区，据史载，自唐贞观元年（627）至1979年共发生大的水灾333次，平均4.06年就有一次。而同期的较大旱灾只有72次，平均18.78年一次。通过数次考古发掘，在春秋时期，太清宫镇的地面要比如今低大约4米左右，由于鹿邑是典型的冲积性平原，我们可以从考古展示出来的地层关系上很明确地判断出那是汉以前的文化层。有资料显示，当时的水资源也比现在丰富的多，人口的数量也远远少于现代，湿地面积也要比耕地面积大的多。在光绪版的《鹿邑县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鹿邑县城的一半以上面积还是湿地。实际上，鹿邑县城内湿地的最后一次大面积消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的30多年间。现在鹿邑县城内保留的许多“××坑”的地名就是见证。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敏感的老子能对水没有感觉吗？一个有着哲学心态的人，天天与水打交道，体会着水的力量，感受着水的容纳，能不赞叹水的平凡而又伟大吗？童年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人一生的许多概念其实在童年时期已经奠基，成年后一旦有机会展示，会很大程度上融入到新的知识当中，有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笔者认为，老子思想的形成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学术逻辑脉络的，而不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玄之又玄”。老子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水的崇拜。由于老子生活地广阔的湿地环境中，对水尤其是静态的水有着很深的感受，看到了隐藏在至柔外象下的水的至刚性格，无坚不摧。由“水”崇拜发展到对“溪”、“渊”、“谷”等一切与水有关的形式崇拜，如“溪”，“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28章）如“渊”，“渊兮似万物之宗”，（《道德经》第4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动善时”，（《道德经》第8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德经》第36章）如“谷”，“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道德经》第6章）“旷兮其若谷”，（《道德经》第15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道德经》第28章）“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道德经》第36章）“谷得一以盈”，（《道德经》第39章）“上德若谷”，（《道德经》第41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第66章）。

       既然有了对“溪”、“渊”、“谷”等一切与水有关的形式崇拜，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盈”。所以，《道德经》中对“盈”的论述也是很多，很充分的。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德经》第4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道德经》第9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道德经》第15章）“洼则盈”，（《道德经》第22章）“谷得一以盈”“谷无以盈将恐竭”，（《道德经》第39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道德经》第45章），等等。

       再进一步，如何能达到“盈”呢？只有“处下”。“水”是因为“处下”才能不断地得到补充壮大，最终形成汪洋大海。女性就是因为“处下”，才能以静胜动，战胜男性。《道德经》中有许多这样的警世语：“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道德经》第61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第39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64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道德经》第66章）“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第67章）“善用人者为之下”（《道德经》第68章），“坚强处下”。（《道德经》第76章）

       不仅仅是这些处于动态的东西，《道德经》由此深入，又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即对“水”存在的状态的崇拜——“静”和“柔”。

       《道德经》谈到“静”和“柔”的地方很多，如“静之徐清”，（《道德经》第15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道德经》第16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道德经》第26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道德经》第37章）“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第45章）“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第57章）“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道德经》第61章）；如“专气致柔”（《道德经》第10章），“柔弱胜刚强”，（《道德经》第36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43章）“守柔曰强”，（《道德经》第52章）“骨弱筋柔而握固”，（《道德经》第55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居上”。（《道德经》第76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第78章）

       如果说上面所谈还停留在以物质为主体的论述上的话，《道德经》接下来就对水“静”和“柔”推崇发展到对“动”和“强”的反对，表现在社会上就是推崇“无为而治”的理念，主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37章）“圣人处无为之事”，（《道德经》第2章）“为而不恃”，（《道德经》第2章）“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3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第10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道德经》第38章）“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道德经》第43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48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51章）“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第57章）“为无为”，（《道德经》第63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64章）“以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67章）“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道德经》第69章）“圣人为而不恃”，（《道德经》第77章）“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81章）

       与推崇“无为”政府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反对强权政府。《道德经》强调“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第29章）“为者败之，持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持故无失”，（《道德经》第64章）“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第75章）

       推崇“静”和“柔”理念的最高阶段，也是道家所主张的最高理念，就是“自然”了。《道德经》中对于“自然”的理念的推崇达到了极点，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以及“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51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17章）“希言自然”，（《道德经》第23章）“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做事情做到“自然而然”是道家所主张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也是在老子的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社会性，人对于周围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有着意识上的能动性。自然环境作为人生存的每一自然条件，对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毫无疑问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其思想意识形成的青少年阶段。老子从小生活在充满“水”的环境之中，对“水”的感觉自然有加。我们在《道德经》中没有发现一个“山”字，究其自然背景，就是在鹿邑及其附近的大片区域内，没有“山”的存在，所以老子就不会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虽然说成年后的老子到周围布满山的洛阳任史官，但只能使其已经形成的思维模式得到某种补充，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了。

       三、老子出生地的区域文化对老子思想形成的影响

       在《道德经》81章中，先后有36章提到“道”，这是《道德经》使用次数最多，也是最广泛的“概念”。可以说，老子在《道德经》中通篇都在宣扬这个“道”。那么这个“道”究竟是表达着什么概念？与老子早年的生活地区的区域文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学术界很少谈的领域。我们将“道”在《道德经》中出现的位置归类了一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老子在许多提到“道”的时候总是要与几个概念连并在一起的。

       1．“母”

       《道德经》中将“道”与“母”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1章）“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25章）“有国之母可以长久”。（《道德经》第59章）以及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第55章）在1章和25章中，老子其实是将“道”与“母”作为一个概念阐述的。《河上公章句》在阐释“万物之母”时也认为，“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也。”王弼《道德真经注》亦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笔者认为，这是受其淮河文化或楚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老子早期生活和活动的区域基本是陈、楚文化区。这个地方的原生文化应该属东夷文化区，这个文化区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重视祭祀活动，所以老子对传统祭礼才会非常了解，孔子也才会不辞辛苦地数次向老子问礼。虽说老子早年生活时期，苦县还属陈国，到老子晚年时期才被楚所灭，但陈与楚的文化关系一直是很密切的，同受东夷文化的影响很深。陈风好巫，楚人信鬼，（《汉书·地理志》）是有大量历史史料和人类学资料证明的。《诗经》中的《宛丘》就是表现陈地典型祭祀场面的诗歌，郑玄解释说：“大姬无子，好巫觋，祈祷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汉书·地理志》称其：周武王“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也”。闻一多先生早年曾说：“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具体点讲，一种巫教”。（闻一多：《神话与诗·道教的精神》，古籍出版社，北京，1954年版，第143页。）我认为，这个巫教其实就是盛行于陈楚地的原始生殖崇拜。由原始生殖崇拜（包括女性生殖器官崇拜、性行为崇拜、生殖过程崇拜）发展到婴孩崇拜，再发展到性状态崇拜（包括“静”、“柔”、“处下”等概念），最终发展到哲学思维系统化的“道”、“德”等概念的形成。《道德经》在不断地阐述这个观念。如“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此处之“玄牝”，就是指女性生殖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原始生殖崇拜时期对女性生殖器的神圣化。在《道德经》中其实还有许多是谈到生殖崇拜的，如“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牝常以静胜牡”，“天门开阖，能为雌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等等。老子就是以原始的生殖崇拜理念为基点，进而推进其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最终发展到对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探讨的。

       2．“生”

       “生”的概念《道德经》中也是频繁出现的。如三十四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笔者认为，“生”之概念之所以与“道”连并使用，是由“母”的概念派生而来的，是由原始生殖器官崇拜向生殖过程崇拜的引申发展。

       3．“婴”

       原始生殖崇拜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婴儿”的崇拜。《道德经》对“婴儿”的崇拜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咳，乘乘兮若无所归”，“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许多研究者把这些内容解释为老子对婴儿纯洁状态的一种推崇，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四、老子出生地的政治环境对老子思想形成的影响

       老子的政治主张被世人常常提起，但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在何种原因下形成的，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历史上曾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多是理念性的东西，缺乏实证。自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形式上确立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政治主导地位后，道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就明显下降了。与之相应的，在学术上对道家的评价也明显比春秋战国时期降低了许多。班固在《汉书》的“艺文志·诸子略”中将老子思想的形成归于老子的史官身份，认为是因为老子做为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能够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变更，从而创立了道家学说。他是这样说的：“道家者流，盖出史官。历纪成败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王南面之术也”。而宋代大儒朱熹出于其儒宗的身份，更将老子思想的形成贬低为一种“好古”行为的结果，甚至说老子思想可能是老子对前人思想的重述。他说：“盖老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倍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未可知也。”（《朱子文集》卷三《答汪尚书》）依班固及朱熹的观点，好象《道德经》是一部历史著作，或者说是为总结历史经验而著，这显然与《道德经》的实际内涵是不相符的。如果相比较的话，孔子的《春秋》、《诗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更具备历史著作或历史总结的色彩。

       老子《道德经》的哲学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其开创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老子的中国哲学鼻祖的身份更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道德经》中的政治理念形成与老子早年的生活环境或生活经历的关系是什么呢？早年的生活的政治环境在哪些方面影响到老子政治主张的形成？我们从以下几点做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对老子“小国寡民”思想形成的影响。

       老子在这里所说的“国”，并非我们现在日常所说的拥有主权的国家，而是周王朝分封的邦国。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些受封于周王朝的诸侯国是没有主权可言的，他们只是周王朝在地方上的代表，代理周王朝对地方进行治理，是周王朝所制定政策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他们可以享受封地上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但必须对周王朝表示效忠，时刻保护周王朝的利益，在周王朝受到武力威胁时，他们有义务出兵援助（勤王）。为了稳定周王朝的局势，这样的“国”自然是不可以很强大的，否则就有可能威胁到周王朝的权力。

       实际上，在老子时期，周王朝诸侯国的力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一些已经很强大了。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强大，周天子对它们的控制力自然就缩小很多了，个别的甚至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因此，在这个时期，列国间的战争不断爆发。据《春秋》所载，春秋242年，列国间战争483次，朝聘会450次。看到礼崩乐坏的局势，诸侯战争频仍，黎民百姓涂炭，许多仁人志士都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孔子带着众徒，四处游说，宣扬其“克己复礼”的主张，也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

       老子与孔子一样，试图找到一个让社会走向稳定的方法，因为史官在当时的作用可不仅仅是写史，更重要的是要为天子提供执政建议，起着政策谋士和治国顾问的作用。老子既为周王朝之史官，就一定要行史官之职责。老子与孔子思维方式和思维脉络有很大的区别，孔子是典型的入世学派，主张用智慧去改变社会。老子则是真正的出世学派，讲究个人的修炼，思想的升华。所以，他决不会如孔子那样四处奔波去宣扬自己的学说，而是使自己冷静下来，清静下来，自我冷藏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心远离纷乱的社会，纷乱的人群，纷乱的思想。独立，独自，独思，独行。“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第20章）这才是真正的“道隐无名”。（《道德经》第41章）

       老子主张制度回归，希望通过削弱诸侯国的力量，让人们安居乐业，各司其职，各居其位，从而使社会恢复稳定。身为周王朝的史官，他自然有义务为周天子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这就是“小邦寡民”，其目的是消除大邦国和强邦国，让周王朝有能力控制和管理天下，以达到延续周王朝统治的目的。他并非如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主张让人类退回到原始的社会状态，而是主张让诸侯分封制度回到早期那种易于控制的政治局面。虽然从政治制度发展趋势来讲，老子主张的“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社会理念，不能说是积极的社会发展观，更不能说是科学发展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老子渴望建立和平社会、恢复社会秩序的良苦用心。

       笔者认为，老子“小邦寡民”理念的形成，也是与其在故里苦县的经历分不开的。苦县做为一个弱小诸侯国的管辖地，因为周边列国（尤其是楚国）的不断强大和扩张，而长期处于被侵略、被掠夺状态下，苦县百姓长期处在惊恐的阴影中，不由得不怀念周天子大权在握时诸侯国间相对平等至少是和平的状态，盼望恢复到“小邦寡民”的局势，哪怕是“老死不相往来”也比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强。

       其次是对老子战争观形成的影响。

       在《道德经》中有许多有关战争的精彩论述，所以也有人将《道德经》誊为中国的第一本兵书。如“以奇用兵”，（《道德经》第57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第69章）这些概念在军事上确实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老子毕竟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生命活力在于思考。春秋时期周王朝礼崩乐坏，诸侯国争战不已，使主张独善其身的老子对战争深恶痛绝。他在《道德经》里不断大声控诉战争，如“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30章）“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31章）“兵强则灭”，（《道德经》第76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道德经》第46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24章）老子主张的理想社会状态就是“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道德经》第80章）老子之所以形成反战思想，是与他出生地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老子出生地苦，是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地方，它所属的陈国，在历史上也一直是一个较弱的国家，不断受到来自周边诸侯国的侵犯和掠夺。公元前479年楚国大举兴兵灭掉陈国，已经暮年的老子竟然惨遭亡国之痛。

       五、加强对老子出生地的环境研究有利于老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

       我们在上面阐述的东西，还不是十分成熟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今天斗胆拿出来供大家评判，一是确实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二是也真心实意地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以利我们的研究深入下去。

       老子文化是一个大学问，一部五千字的《道德经》，让人们研究了二千多年仍然一头雾水。其中有许多的“概念”需要我们去总结，有许多的“范畴”需要我们去界定，有许多的“规范”需要我们去条理………。这其中所涉及的学术内容和所涵盖的社会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也决不是我们今天的几篇论文和著述所能讨论清楚的，甚至也不是一代人、几代人能讨论清楚的。因为老子思想及以老子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道家思想并非某种实物具象，它是一种思想理论，是一种意识，是一种理念，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的，是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深入的。也就是说，它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我认为，只有坚持了这种原则，对老子及其思想的研究才能够有活力，有新意，才能真正认识到老子思想的精髓，并有机地吸收其精华，使中华传统文明能够发扬光大并永久地传承下去。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郭沫若先生说，道家垄断了中国二千年的学术，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说，道家思想是后来中国一切科学的基础，中国如果没有了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俄国学者海澳基也夫斯基说，老子的学说，是中国一切哲学发展的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老学研究确实进入到了近百年来最好的时期，也涌现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的看来，似乎一直没有摆脱两个桎梏：一是乾嘉学派的考据主义，二是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

       我们绝对不反对进行传统的考据研究，但实话实说，我们现在的“老学研究者”能有几个具有较为坚固的考据底子。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与明清考据家们根本没有可比性。这样的状况又如何去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正，从而把研究推向前进。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知识面要远远比他们宽，知识结构远远比他们合理，又有着成系统的学术理论做支撑。但做过考据的人都知道，上面所有这些只能指导考据行为，而不能替代考据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好的考据成果问世了。

       我们也绝对不反对引进国外的学术理论，并用它来扩展甚至指导我们的研究行为。但我们不赞成读到一本外文书就动不动宣扬掌握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什么学派，什么体系。现在学术界与此相似或相近的学术丑闻已经在不断涌现了。那些将翻译的作品当成自己的发明创造，将国外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的东西重新包装就变成了新的研究成果，已经遭惹了许多麻烦，包括学术的和社会的。现今的老学研究越来越不让人感到踏实，概念被大而化之了，内涵被大而化之了，甚至语言也被大而化之了。不仅在社会上是这样，一些研究者也在日益将老子思想“普适”化，讲了半天，真不知是在讲老子还是在讲孔子，或者在讲别的“什么子”。总之，将随意得到的一些东西，贴上“老学研究”的标签就可以上市出售了。

       脚踏实地，是我们学术界目前最为缺乏的东西。社会给了我们很多的优惠，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在“功利主义”的汹涌浪潮之中，滥用了它们，浪费了它们，也误导了受众。

       老学研究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老课题。想深入很难，想创新更难。所以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坐下来研究问题，寻找突破点或者说是切入点。我们认为，从研究老子出生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着手，来解读《道德经》原旨，不能说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甚至有人建议用鹿邑语音来注《道德经》，因为用鹿邑语音来读《道德经》，原本不上韵的句子竟然能读出韵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加上鹿邑县委、县政府领导又是如此地重视老学研究，提供了这样好的学术平台，不利用好，不充分发挥它的学术作用，岂不是又浪费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社会优惠。

       但愿学术界的春天能一直继续下去，但愿我们的老学研究能步入繁荣，但愿鹿邑县委县政府对老学研究的支持能持之以恒，但愿老学研究在老子故里能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