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道:“道”文化是中国历史的警钟长鸣

    时间:2021-12-17 浏览:228

    刘泰特谈道:“道”文化是中国历史的警钟长鸣

    什么是中国的“道”文化?中国的“道”文化有没有大同价值?

    如果化繁就简,中国的“道”文化,就是我们普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讲道理,它的大同价值就是“克己”。

    说到“道”文化,不少人会把它说成玄之又玄,深奥莫测,其实这是自寻烦恼,或者自以为高明。

    就拿老子“道”的思想,看似深不可测,不少大学者,满腹历史知识,但是评论中国“道”的文化,一涉及思想,则咬文嚼字,顾名思义,认识停留于文字表面,精神难以入里,无所寄托,不知所归,思想肤浅混乱荒谬,无从提纲挈领,观点牵强附会。

    《道德经》《论语》加起来不到三文字,言简意赅,生动明了,但是一到没有思想的专家手上加以解读发挥,就云里雾里,漫无宗旨,任意节外生枝。

    说的难听,近百年出版的动辄几十文字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著作,充斥和堆砌着意义甚微考据性的“引经据典”,绝大部分是没有思想价值的大草包,本人还没有读到欲罢不能的,可堪称系统认识中国文化思想的经典书籍(请读者不吝推荐)。

    鲁迅虽然认识中国文化思想进入本质性的犀利,但不系统。

    归根到底,思考中国文化如若出于稻粱谋,或者没有勇往直前的精神需求,那么必然是浅尝辄止,井底之蛙,一团乱麻,而没有逻辑的深刻的本质概念性、辩证性。

    以上突然有感而发,借“道”发挥,现转入文章题目。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老子思想宗旨也是“克己”。

    但是老子矛盾的思考方式,挖掘了“克己”更深变化的、相反相成的文化价值。

    这种更深的文化价值,是由中国文化物质斗争的深入而被揭露的。

     

    我已在其它文章中分析:周礼文化(即儒家)本质是世俗物质性。

    而倚重物质的文化的发展,必然由于社会物质利益的糜烂和物质利益斗争的激化而导致社会系统的崩溃,最终引发社会物质争夺的战争(农民起义等),导致社会各方面物质利益的同归于尽,社会彼此物质利益又重新归零,中国文化如此周而复始。

     

    老子、孔子时代,社会一片混乱,礼义廉耻荡然无存,人性的狰狞面目充分暴露,周礼仁爱文化置之脑后,社会全面蔓延文化和战争危机。

    当时物质压迫和争夺造成的社会危机,已到了民不聊生,走投无路,以死抗争。

    《道德经》写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但是,事物是相反相成,周礼文化越是陷入危机,越是会有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社会越是能够出现拯救文化危机的杰出思想,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就是这样的,生于忧患,在历史危难中横空出世。

     

    解救中国文化的危机,孔子力主“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恢复和弘扬祖先的优秀文化“道”统,即周礼仁爱文化。

    但是中国周礼的政治实践,日益暴露出物质文化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内生性,物质利益的无节制扩张,致使王权衰弱,大国争霸。

    周礼血缘基础上的仁爱文化,曲高和寡,已经不能协调社会利害冲突。

    仁爱被无情的置之脑后。在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崇高的仁爱精神变得无足轻重。

    仁爱思想行不通了,老子才另寻出路,发表天地不仁“道法自然”的思想,来缓和熄灭激烈的社会矛盾斗争。

     

    孔子的“道”和老子的“道”,有异有同。

    相异,主要是孔子坚持人的道德精神,而老子认为人如同刍狗,和其他物质没有区别,因此人的绝对道德精神的存在前提就被彻底的否定。

    相同,老子、孔子都认为“道”的目的,是为了调和和熄灭社会各种矛盾和斗争,改变社会剑拔弓张的紧张局势,实现社会各种利益的和谐平衡。

    他们都在根本宏观性的认识社会矛盾,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

    他们也都得出了相似的观点: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老子因此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社会均衡价值取向,是一目了然。

    孔子主张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贫而患不均”,社会意义和老子一致。

     

    但是,同样的思想最终目的,老子和孔子的思考旨趣是根本不同。

    他们相异的旨趣,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终于变成“道不同不相谋”的中国两大文化发展主脉

     

    孔子是继承和恢复祖先的优秀文化传统,通过主动的进取,即推己及人的“仁”,实现社会和谐,达到利益平衡;

    而老子是奉劝人类彻底想清楚“反者道之动”的道理,通过“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的人类命运的价值认识,指出人类必须听从自然安排,主动放弃物质争夺,自觉遵守“损有余补不足”的自然之道,以免遭到自然命运的无情惩罚。

    即所谓道法自然。

     

    前者是立足于血缘联系的温情脉脉的关怀互爱精神,后者是六亲不认铁面无私的自然命运的安排,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不吃敬酒便吃罚酒,两者殊途同归,都是通向中国文化的利益平衡之坦途。

     

    老子、孔子都把中国文化物质利益发展和分配的平衡,作为思想信仰和追求,这是中国文化生命的呼喊,也是老子、孔子最大贡献所在。

    他们都从最简单、最丰富的概念开始,演绎和展开各种事物的逻辑分析。

    他们发现思维的辩证属性,达到思想观念体系在“一”的基础上实现“多”(万物)的统一。

    他们是中国文化概念思维的最优秀的代表。

     

    老子、孔子“道”的思想,把中国社会物质利益不平衡的矛盾,看作中国文化最大的矛盾,这种深邃的历史目光,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前进,敲响了文化警钟。

    中国文化连绵不绝的顽强生存和不屈不挠的奋进,是老子、孔子“道”文化历史珍贵价值的最好证明。

     

    虽然中国文化形式多样,甚至相互矛盾,但是文化警钟一直响彻不绝。

    即使毛泽东时代批判孔子,进行中国文化的革命,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离开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

    深入分析,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孔子中庸之道利益均衡的孜孜追求,在文化意义上是一脉相承,都是一种社会“善”的美好向往!

     

    老子和孔子有思想矛盾,但是深入进去,又发现是一种逻辑推进。

    试解读:

    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

     

    表面给人一种老子怀疑和反对仁义孝慈等等,其实老子是认为,社会越是需要仁义孝慈,就说明社会越是丧失仁义孝慈了。

    老子不再头痛医头的弘扬仁义,因为人的自私欲望如同一种物质属性,是不可改变的。

    老子看透人性,去寻找能够遏制人的自私欲望的客观机制(孔子是主观机制的“仁”),这个机制就是认识“反者道之动”的物质客观规律。

     

    老子依据趋利避害的人的物质本性,指出“福兮祸所伏”,奉劝人类放弃物质争夺,从而实现“无为之益”,“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说: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之足,常足。”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老子通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物质辩证法,为缓和中国物质文化矛盾的激烈斗争,提供自然之“道”,而孔子提供的是人之“道”。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这一表达,更是相同于孔子,人们仿佛觉得,这是孔子中庸之道形象生动、一团和气的社会生活画面。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