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孔子见老子"研究现状 及问题

　　国内已发现大量"孔子见老子"画像，其分布广泛，主要见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的陕西、河南、山东、四川和江苏等广大地区。其中尤以山东地区所见最多，约占已确认孔见老画像总数的80% [1] 。据笔者观察，尚有更多画像属于这一内容，只是因其表现形态变化不易为人所鉴别。其载体除画像石外，也有少数画像砖和彩绘壁画。石刻画像大都采用平底浅浮雕的手法，构图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类是孔子率众弟子拜谒老子，老子身后亦有跟随者，一般认为这些人应是老子的弟子 [2] ;第二类为孔子拜谒老子时，中间出现了一位稚童形象，一般认为此稚童为项橐 [3] ，也有持反对意见者，如刘培桂认为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叙述孔见老时只说与"一竖子俱"，并未提项橐，其他相关记载也不曾提到项橐，汉画像的创作者未给竖子刻名是谨慎的表现，不能确定稚童即项橐 [4] ;第三类为画面上仅孔子和老子二人相向而立。

　　关于画像中项橐的出现，研究者多认为是汉代雕刻家有意安排以体现孔子不耻下问 [5] ，朱锡禄则认为是石刻者主观失误所致，"把不同时间的事情和人物搅在一起了" [6] 。张从军认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主要是依据了《新序》的观点，项橐为圣人师，将项橐划到老子的阵营，反映了西汉时期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冲突，曲折表现了西汉王朝扬老抑孔的政治倾向;东汉晚期，则明白无疑地将项橐和《列子》中的小孩等同起来，虽有褒扬孔子不耻下问的成分，但还是西汉尊重黄老思想影响的继续 [7] 。另外，蒋英炬、蒋群认为，山东省博物馆藏"孔子见老子"像中，孔子身后与子路相对有一身材矮小且佩剑者为晏子，与老子、项橐同为圣人之师 [8] 。画像中孔子的袖子里常出现一只禽头，李卫星提出是孔子拜见老子时所献贽礼--雉，是周礼遗俗的体现 [9] 。张从军提出，东汉出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还增加了老子是龙的图像，蛇形杖也可能是关于老子是龙的比喻 [10] 。

　　"孔子见老子"画像题材，一般认为源于《礼记＆#8226;曾子问》、《史记》以及《庄子》相关记载。例如，尤振尧经与文献对照，认为武氏祠中"孔子见老子"图依《史记》版本，射阳一幅似依《庄子》版本 [11] 。但也并不严格依据文献记载，从画像构造皆无定式可以看出石刻艺人是根据自己所知、所好较为自由地发挥 [12] 。李强认为，无论是依据哪个版本，"孔子见老子"像的出土都成为"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真实存在的佐证 [13] 。李锦山指出，历史上孔子是否会见过老子，后人一直存有疑问，但无论诸说如何歧异，孔子见老子一事肯定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成为鲁南画像石常见的题材之一 [14] 。刘培桂认为，以"孔子见老子"为题材的汉画像在山东地区汉墓葬中集中出现，一方面与儒学发源地的文化传统及汉代皇帝的"独尊儒术"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东汉谶纬迷信盛行、神化孔老及儒道经典有密切关系 [15] 。

　　关于"孔子见老子"汉画的意义，80年代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巩固封建阶级统治的需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以古为鉴的产物 [16] 。90年代以来，对"孔子见老子"画像意义的发掘形成多端并出之景象：有的直接歌颂先贤大儒的好学精神 [17] ，为人们树立学习、效法的楷模 [18] 。此尤以山东地区的画像表现强烈。巫鸿以武氏祠的"孔子见老子"像与四川新津的进行对比，发现后者画像中孔子向老子鞠躬表达敬意，老子则昂头袖手，直视来者;前者画中老子则走出都城，在路上迎接孔子，以表示对孔子的敬意。 [19] 李强以"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为历史真实，推断儒道两家思想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从春秋末期就已开始 [20] 。赤银中认为孔老相会是两种学说的相互交流，预示着儒道两家学说在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关系之前提下共同发展进步 [21] 。贾庆超亦认为"孔老相会"是汉代儒道思想出现交流融合明显趋向的形象化反映，体现了汉代既尊儒又崇道的精神文化意向 [22] 。刘培桂则认为，孔见老是后学拜见先生，这说明汉初崇尚黄老，道家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尽管汉武帝"独尊儒术"，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思想意识是儒道互补 [23] 。持此类观点的还有李亚光 [24] 、李锦山 [25] 等。黄雅峰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认为"孔子见老子"像体现了两种思想观念的交融和汇合，使出世和入世、理性和直觉两种观念协调地相互共存，以反对人的兽性化，反对一切残忍违背人道的行为，形成伦理道德的崇高性和伦理观的规范原则，最后成为系统的民族人道主义精神 [26] 。张从军以微山沟南"孔子见老子"像为例，综合该石椁画像题材，分析孔老所处方位，认为孔子是送葬队伍的延续，老子是丧家的代表，礼迎孔子。因此，孔子见老子实际上表现的是汉代孝道中的敬老尊老思想 [27] 。

　　从以上的研究状况不难发现，汉画孔见老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且几乎每一种解释都有一定的文献、历史或思想的逻辑基础，因而相互之间难以说服。然而这些史料并不足以提供一套合理的解释逻辑，尤其是缺乏与其时代宗教文化进程之啮合，缺乏对该画在汉墓画像结构中的功能地位的合理分析，因而难以说明何以这一主题的画像被选择进入了有限的墓室画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