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生
老子与“沛”的关系是“涡阳说”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除了我在《关于“阳子居南之沛”之我见》一文提到的《庄子·寓言》中“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以外,“涡阳说”还经常提起《庄子·天运》的一则记载:“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对这个孔子与老子相见的“沛”,孙以楷先生写道:春秋时期,沛不是县置。秦时有沛县。《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曰:“沛县……古逼阳国地,秦置沛县,为泗水郡。沛故城,在县治东南微山下。”这是狭义的沛县,其得名盖因邻近沛泽。《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又东,过沛东,昔许由隐于沛泽,即是县也。县盖取泽为名。”沛泽是很有名的,《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田于沛。”杜预注云:“沛,泽名。”因为沛泽大而有名,所以沛泽周围各地均称之沛地(犹如沿黄河各地称“河”一样)。到西汉时置沛郡,其管辖范围大约相当于春秋时之沛地,既包括狭义的沛(沛县),又包括相县、萧县,但苦县不在其中。可以说春秋时虽无沛郡、沛国、沛县,但沛泽附近之各县均可称沛地。其范围大致与西汉时沛郡所辖范围同。再后,孙先生又反复论证:在《庄子·天运》、《庄子·寓言》中都记有孔子、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事,可见老子是沛地人士。《战国策·秦四》上讲的宋之相地与沛很近,《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沛郡之县有相,故相也为沛之相,因此有了孔子、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由此,(今涡阳县)这一带与春秋宋之相地有深厚的关系。三相之西就是建于汉延熹八年的天静宫。据方志记载,天静宫所在地就是老子的出生地,而天静宫所在地属春秋宋国相地范围,可见老子是宋国相人”。
孙先生的文字能力是令人佩服的,可以不动声色地用寥寥数语将春秋时期一个小小的“沛”乾坤大挪移到数百余里外毫不相干的今涡阳县去。我们不知道孙先生所说的“因为沛泽大而有名,所以沛泽周围各地均称之沛地(犹如沿黄河各地称“河”一样)”的根据何来?也不知道西汉沛郡“其管辖范围大约相当于春秋时之沛地”的史料依据何在?不知道有哪部史书说过春秋时期“沛泽周围各地均称之沛地”?更不知道春秋时期的“沛泽周围各地”包括哪些城邑?最起码,用线状的“河水(黄河)来比喻点状的“沛泽”就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乌龙之举。河水(黄河)上下几千里,城邑无数,有哪一个地方是用“河”来作为自己所在地的称呼的?历史上有“河”这个地方吗?河水(黄河)今河南段濒临河水的地名春秋时期有:焦、茅戎(今三门峡)、尹道(今新安县)、周、成周(今洛阳市)、盟津(今孟津县)、温、邢丘(今温县)、祭(今郑州市)、扈(今原阳县西)、胙、廪延(今延津县北)、曹(今滑县东)、楚丘、瑕丘、帝丘(今濮阳市)、五鹿(今内黄县东)等等地名,这里边有哪一个是用“河”来替代的?即便当时与“河”有关的地名,也都有具体的如:河南、河内、河东、河阴等方位明确的名称,绝没有笼统用“河”来代替某一个具体地名的事例。如果如孙先生所说沿黄各地均可以称之为“河”,那整个先秦史书岂不一塌糊涂?
我明白孙先生之所以把“沛”这个方位、地点本来很清楚的地名云遮雾罩这么多圈儿的目的,就是想先把小小的春秋“沛”向南拉大到范围含糊不清的“沛地”,再混同于西汉沛郡,再以沛郡的郡治为相县,今涡阳县离相县很近,又找到几个名称有“相”字的村庄,以此逐步将“沛地”进一步向南缩小到今涡阳县,然后再通过时空转换的手法将西汉时属沛郡的今涡阳县挪移到春秋“沛”地,最后就是堂而皇之地把“孔子南之沛见老聃”的“沛”张冠李戴到今涡阳县头上,可谓煞费苦心。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庄子·天运》提到的“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的记载,此与“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不同,“阳子居南之沛”的“沛”不是老子居住的地方,而是他路过的地方,此事我已有专文探讨,不述。而《庄子·天运》提到的“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则清楚地表明老子当时会见孔子所在的地方就是“沛”,这没有什么异议。但是,这个“沛”是今沛县地,绝非孙先生所言是现今涡阳县。为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这个“沛”之所指,以正视听。
二,春秋战国时期被人称为“沛”的只有今沛县这一个很小的地方,周边城邑没有一个地方被后人称为“沛地”。
很显然,“涡阳说”的学者在研究老子故里时为了将今涡阳县与“沛”拉扯在一起,牵强附会地强调“因为沛泽大而有名,沛泽附近之各县均可称沛地,其范围大致与西汉时沛郡所辖范围同”的观点显然是没有搞清楚西汉沛郡与春秋沛邑、楚沛县的关系,没有区别小沛与大沛的不同,把春秋沛地宽泛得没有边际了,其目的还是为了把距“沛”地近300里以南的今涡阳县拉进“沛地”,以圆“孔子南之沛见老聃”为涡阳,涡阳即老子故里之说。
首先,没有史料证明沛泽是很大的。沛地处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是,河水泛滥无常,历史上就是多湖泽的地区,这些大小不一的沼泽、湖泊因特殊的地理因素,变化无常、名称各异,春秋时期的沛泽仅为其一。就在距沛泽很近的丰邑还有一个“丰西泽”,《后汉书·郡国志·沛国》云:“丰,西有大泽,高祖斩白蛇于此。有枌榆亭。”《元和郡县志》也云:“丰西泽,在县西一十五里。”这个“丰西泽”显然不是“沛泽”。而现今临近沛县的微山湖则形成于明弘治至嘉靖年间。初现时各自为湖,有微山、郗山、吕孟湖各自不同的名称。明隆庆至万历十八年(1567~1590年),这些小的湖泊逐步连成一片,统称吕孟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黄河于单县、曹县决口,“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次年秋,黄河又在丰县决口,入昭阳湖,穿李家港口,南出镇口。经过几次黄水灌注,郗吕诸湖才与西部的武家湖连接起来。直到清顺治中期,“东西四十里,南北八十里”的微山湖才真正形成(见康熙《滕县志》)。可见,沛泽与不是微山湖的前身,历史上没有一个类似于微山湖那么大的沛泽。退一步讲,即便春秋沛泽接近现今微山湖那么大,也不会有人称淮北市为微山湖周边地区,更不用说今涡阳县了。
其次,在春秋沛地周边当时还有一些城邑:北边的丰邑(今丰县),春秋时期已有其名。沛县西边百十来里有芒砀山(今永城市北),春秋时期为陈国株林地,战国时属宋国,后改砀邑(今砀山县)。南边有古萧国,后废为萧邑。东南有彭城邑(今徐州市)。东边有峄、薛、滕等封国(今滕县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临近“沛”并与“沛”同时存在的地方各有其名,没有一个被史书记载为“沛地”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围绕沛地的周边城邑用一条线连接起来,其范围基本上和今天的沛县差不了多少。显然,无论“涡阳说”把“沛地”宽泛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
而远在300余里之外的今涡阳县,春秋时也有自己的名称“夷”,楚昭王三十八年(前498年),改夷邑为城父邑,建城父县。《左传·昭二十年》:“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史记·陈胜项籍列传第一》:“胜令銍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城父、铚都在今涡阳县附近,执己、宋留分别被称为“城父人”、“铚人”,没有人称他们为“沛人执己”和“沛人宋留”,今涡阳县地也从来没有被人称为过“沛地”,后世的历代史书与没有一部在追溯今涡阳县的历史沿革时将其与春秋时期的“沛”联系在一起。可见,沛与今天的涡阳县在历史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
再者,沛和沛泽春秋时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涡阳说”划定的所谓包括西汉相县、城父县(今涡阳县)在内的所谓“沛地”中,沛和沛泽并不具有代表性。如《战国策•秦四》上说:“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铚、胡陵、相、砀、萧,故宋必尽。”这里边,方与、胡陵在“沛”的北边,留、萧在“沛”的南边,砀在“沛”的西边,却偏偏没有提到中间的“沛”。另外,《元和郡县志·徐州》提到:徐州,“管县五:彭城、萧、丰、沛、滕。”“春秋时为宋、滕、薛、小邾、逼阳之地,六国时属楚。”春秋“沛”时属逼阳之地,“沛”连所在的逼阳都代表不了,那“沛”怎么能在春秋时期代表后世西汉沛郡那么大的地方呢?可见,“涡阳说”的学者在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地点的认定上,将西汉沛郡混同于春秋“沛地”,再将春秋之“沛”凭空拔高到这一地区的代表并无限宽泛到300余里之外的今涡阳县,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无中生有之举。
三,今涡阳县春秋时期为陈国“夷”地,与“沛”毫无关系。
一些“涡阳说”学者在研究老子故里时一再强调东汉时边韶在《老子铭》中所说:“老子……楚相县人也”是错误的,认为老子非“楚相县人”,亦非“陈相县人”,而是“宋相县人”或者是“宋之沛人”。把涡阳县的前身城父县曾经属于西汉沛郡的历史牵强附会成春秋时期的“沛地”,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其实,我们稍微看一下史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春秋相县、苦县(今鹿邑县)先后属于陈国和楚国,就连“涡阳说”一再强调的属于“宋之沛”、“宋之相”的今涡阳县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先属陈后属楚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根据《左传》对今涡阳县的前身“城父”作了如下解释:“城父,一称‘夷’,春秋陈邑,后入楚。即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城父集。《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前637),‘楚伐陈,遂取焦、夷’。又昭公九年(前533),‘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元和郡县志》云,‘城父县,春秋时陈国之夷邑,亦名城父’。楚昭王三十八年(前498),太子建居此,改夷邑为城父邑,建城父县。秦属泗水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分秦泗水郡南部地区为沛郡,城父县属之。东汉元和元年属汝南郡。建安十八年五月,改属谯郡。南朝宋改置浚仪县,隋复曰城父,五代梁避朱全忠父讳,改曰焦夷,后改焦夷曰夷父,后唐初复曰城父,明初废,故城在今安徽亳州东南,今名城父村。”这些史料表明,位于今涡阳县的春秋时期名“夷”,中间一度称“许”,后改名“城父”。先属陈,后属楚,没有属宋的记载,也没有与“相”、“沛”有任何关联的记载。“涡阳说”列举的史料只是说(淮北市)相县春秋时期属宋,今涡阳县离(淮北市)相又很近,目前还有几个名称有“相”的村庄,以此理由认定今涡阳县就是“宋之相”,继而又为“宋之沛”,这实在是太过于牵强了。因为城父离属宋的相(淮北市)“很近”(亦有150余里,中间还隔着铚、郸等地),就可以称为是“宋之相”;而“宋之相”又离更北的“沛地”也“很近”(亦有100余里),故而今涡阳县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变成“宋之沛”,就可以变成孔子“南之沛见老聃”的“沛地”,这种跳跃式的奇思妙想在史学研究中真是不多见的。
其实,我们再严格一点儿,这个夷邑、城父也不是今天的涡阳县,而是位于今涡阳县城与亳州市之间,仅仅是临近今涡阳县而已。秦汉之际,今涡阳县地分隶铚和城父、山桑等县,也就是说今天的涡阳县城以及所谓的涡阳县北5公里郑店村天静宫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片数县交界地带的蛮荒之地,根本没有城邑和地名。此地距西北的楚相县(苦县,今鹿邑县)约100余里,隔有城父、谯两地;与东北的春秋时期属宋的西汉相县(今淮北市)约有150余里,隔有铚、郸、建成等地;与正北方向的春秋时期属齐的沛(或云“宋之沛”)更远,大约有300余里,隔有犬丘、砀、萧等地。可见,要想把今涡阳县城及郑店村说成是春秋时期的 “城父”是非常勉强的,而将其与远在300里外的“沛”说成是同一个地方,更无异于天方夜谭。
另外,今天的涡阳得名虽自北魏始,但当时之涡阳在今安徽省蒙城县西北,不在现今的位置。《史记·陈涉世家》“陈王之汝阴,还到下城父,其御庄买杀以降”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旧志以近故城父县,故加下”。《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凤阳府寿州蒙城县:涡阳城“在(蒙城)县东北,以涡水经其南而名”。可见,从春秋到清代,所谓涡阳故地在下城父聚一带。秦汉之际,分隶铚、城父、山桑等县,先后属泗水郡、沛郡、焦郡。西晋永嘉乱后,淮北各地沦为战场,城邑毁坏严重,州郡建置易地频仍。北魏孝文帝在南焦郡置涡州,又置涡阳郡和涡阳县,后废,这些涡阳的记载非今天的涡阳县。而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涡阳是晚清设立县制。清咸丰二年(1852年),颖州、宿州两地饥民遍野,更兼太平军北伐节节胜利,民愤激扬。同年十月,捻军首领张乐行率众在亳、蒙间之雉河集起义,杀官吏、占城池,转战山东、江苏、安徽等数省,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治三年(1864 年),安徽巡抚唐训方,令布政司英翰奏以“雉河集为蒙、亳接壤之区,距城较远,以致强寇叠起,屡抚屡叛,非添设州县,教养兼施,不足以资弹压而移风化。今拟于雉河集添设县城一座。”同治三年元月,英翰奏上。不久,上谕:“皖北……如有应行添设州县,着与僧格林沁面商,并咨会曾国藩妥筹具奏”。僧格林沁就增设新县一事,咨两江总督曾国藩:“所有蒙、亳、宿、阜,其间人稀地广。在抢匪未叛之先,地方已难兼顾,以致盗贼充斥。而现在贼氛甫灭,更宜倍加防范。查雉河集为蒙、亳、宿、阜居心之地,相距约在百里以外,应遵圣谕,添设州县,方足以资治理”。旋曾国藩函复会同具奏。时唐训方已去职,新任安徽巡抚乔松年即扎谕布政司英翰会同按察司委派候补知州王峻会同蒙城、亳州、宿县、阜阳四州县实地勘查割界,规划设县事宜。报经署理布政司何耀,署理按察司李文森详审后,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会衔县奏,并请钦定县名,或名以古之“涡阳”。复经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妥议后,奉旨于雉河集添设县治,赐名“涡阳”。
五,孔子“南之沛见老聃”的“沛”不是老子故里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相对固定的郡县制尚未建立,以个人传记为主的“纪传体”史书也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能看得到《左传》、《列子》、《庄子》等书籍均是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范围的国别体,以及一些以记事和人物言论为主的近乎于文学、哲学作品的著作,其人物的故里、籍贯等概念在这些史书中根本没有形成。出现的个别的关于人物籍贯的记载多以国名冠在人名之前,如《左传》“城父人执己”就是其中一例。史书中所出现的地名大多与人物的活动有关,如先秦史书出现的与老子相关的地名记载有:陈、沛、梁、周、秦、函谷等。这里边,没有哪部史书说过老子出生于什么地方,也没有老子是陈人、沛人、周人的任何记载,先秦史书诸如“南之沛见老聃”的记载仅仅是老子曾经到过的地方。老子到处游历、讲学,到过这些地方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地方并非就是老子的出生地和故里。如果说哪里有老子活动的记载老子就是哪里人的话,那么,《列子·周穆王》“秦人逄氏有子……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就能据此认定老子是“陈人”吗?老子居周的时间更长,我们就可以据此认定老子故里在洛阳吗?
秦汉以后,因郡县制的确立和户籍管理的需要,人们的故里、籍贯观念才逐步形成。西汉司马迁《史记》首创纪传体史书,故里、籍贯的记载才正式出现在史书之中。《史记·老子传》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就是司马迁在西汉时期根据他所掌握的史料认定老子故里最早、最权威、最清晰、最准确的记载,因为到目前为止,能接触大量先秦史料并认真进行研究、整理、编纂的只有司马迁一个人。《史记》一书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自《史记》以后,在相对稳定的郡县制行政区划体制下,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并使之成为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新的、确凿的史料,就没有理由怀疑《史记》的记载,我们研究和确认老子故里目前只能从《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这句话入手,而不能抓住某些只言片语就牵强附会、移花接木地篡改、否定《史记》。
结论:
综上所述,孔子“南之沛见老聃”的春秋沛地,就是今江苏省沛县之地,即春秋之沛泽、两汉之小沛、今日之沛县。这个沛地不是老子的故里和籍贯,而仅仅是他的游历、讲学之地。春秋之沛(小沛)与西汉之沛郡(大沛)的概念、范围完全不同。所以,简单地以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就认定“沛”是老子故里,并进一步挪移到几百里外与“沛”毫无关联的城父县(今涡阳县),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写于2012年12月17日)
主办单位:中国老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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