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老子》真伪辨析

    时间:2022-05-10 浏览:70

    陈大明(鹿邑县委党校副校长、县老子文化开发办公室成员)

         在由中国鹿邑老子学会、国际老子学会筹委会编辑并于2004年3月刊行的《老子故里话老子》第11集中,有论者断言出土于1993年10月、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和高度关注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是伪本”。对于这样一个事关老子思想研究根本和国内外老学研究方向的相当严肃的学术问题,笔者不能苟同,特作本文,以作辨析。
    一、楚简《老子》的出土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先看发掘资料:
          郭店一号楚墓位于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处于庞大的贵族楚墓葬区。1993年8月23日第一次被盗,掘至椁板;10月中旬再次被盗,在椁盖板东南角锯开了一个0.4×0.5米的洞,撬开边箱,盗取文物,致使墓内器物残损混乱,雨泥浸入。1993年10月18日至24日被迫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因而出土了竹简804枚,出土时因编线腐朽而散乱无序。全部竹简约1.3万字,大部分完好,少部分残断,其中部分竹简被盗。竹简内容丰富,包含多篇古籍,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自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问世之后,学术界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等问题的看法渐趋接近,普遍认为《老子》是东周时期作品,老子也应是此时之人。但帛书《老子》之前的情况,人们一直知之甚少。由于楚简《老子》不同于已知《老子》之各种传本,年代最古,因此它可以直接帮助我们了解帛书、今本《老子》成书过程。
    从墓葬形制及器物特征判断,郭店楚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从《周礼》看,墓主人身份当属“士”一级,并属有田禄之士,亦即上士。而从出土大批竹简看(属已发掘的楚单墓中最多的),这与墓主人职业有关。从出土刻有“东官之不(杯)”的耳杯看,极可能是东官太子之师,因为其随葬器物品种繁多,数量也较大,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周制,也可说明墓主人的特殊地位。(主要摘自《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原载《文物》,1997年第7期)
    再听有关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指出: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八百多支,内容包括儒道重要典籍,是中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竹简的整理报告《郭店楚墓竹简》于1998年5月刊布以后,迅即在国内外学者间引起毫不夸张的轰动。这样的轰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现代人们第一次直接看到战国中期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佚籍,在大家面前展示了一个深刻而又丰富的哲理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姚介厚和著名学者庞朴认为:
    先秦学术是中国新文化思想的源头,郭店竹简则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显学”。
    郭店竹简公布后,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目前的显学。(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序”、“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专家推荐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郭沂博士认为:
    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来说,郭店竹简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重大发现,汉代以来,只有一千七百年前的汲冢竹书才可与之相比。(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2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南开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振江教授应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邀请,于1999年下半年到哈佛燕京学社作高级访问学者,与杜先生合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问题时,就见到楚简《老子》的影印本。据他介绍,哈佛大学的有关学者高度关注楚简《老子》,并正在加紧研究,且日本的学者也正广泛搜集有关资料,他们的研究速度也不慢。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杜维明先生强调: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郭店楚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术的许多新知识,因此,对于“五四”以来,特别是“疑古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20辑)
    曾经在1995年元月就对郭店楚简进行最早整理研究的荆门博物馆的崔仁义先生认为:
    楚简《老子》具有神奇的力量。它的出土,解开了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历史之谜,为探讨老子其人其书提供了新线索。楚简《老子》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内容,为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它以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为研究老子学说的形成状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郭店楚简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道家著作共2种4篇,即《老子》3篇、《太一生水》1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计《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各1篇,《语丛》4篇。经过数年研究,海内外著名学者认为:
    郭店出土的资料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次出土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先秦时期的一个精致的图书馆里的材料。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现在认为是“东官之师”,也就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他应该是当时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也有人提出墓主应为屈原,然此说失据,未形成共识,“东官之师”之说已成学术界定论)因此,郭店出土的竹书,与包山的、马王堆的出土材料不同,而是一个知识水平极高的老师对道家儒家早期最精的图书的选择。它们比马王堆的简帛更有价值,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为早期道家、儒家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资料。如果说郭店的竹简是一些教材,那么它们一定是经过精选的材料,是当时重要的文献。(《新华文摘》,2000年第2期,第69页)
    综上,郭店楚简《老子》的发掘资料和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评价至少说明四点:
    其一,楚简《老子》1993年10月在荆门郭店出土确有其事,有发掘现场和发掘记录、发掘资料为据,无庸置疑。
    其二,海内外专家学者均未怀疑楚简《老子》的真实性,皆把楚简《老子》的出土视为先秦学术思想研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大发现而欣喜若狂。
    其三,1998年5月《郭店楚墓行留》正式出版,相关专家学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入研究后,认定楚简《老子》尽管还不能说是原始祖本,但它目前乃是“六最”本:时代最古、手迹最真、被传抄之年代最短、传抄次数最少,因而失真最少、最为接近古貌。(尹振环:《楚简老子辩析》,第12页,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
    其四,学术界的研究并非空穴来风,要么是着手整理楚简《老子》,如荆门博物馆诸君。要么是基于楚简《老子》影印本,亲睹亲见,悉心揣摩,纵横比较,探幽发微,多方考证,方才得出接近于真理性的认识或结论来。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论,郭店楚简的出土,使“我们不仅能够认识早期的儒道思想,而且得以在前所未有的近距离,重新观察老子、孔子。如此难得的机遇,自然博得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大量论文甚至专著的涌现,便是证据”(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很难想象,无视这番繁荣景象,不愿“倾于新奇”,对“楚简的‘出土本’也未得亲睹”,又是依据什么资料得出“楚简《老子》是伪本的”结论来的?
    二、楚简《老子》所传递的信息,准确无误的表明系春秋末年的作品,最接近也生活于这个时代的老子真实思想。
    论证“楚简《老子》是伪本”,文章的唯一论据是认定“楚简《老子》出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求’的年代”,并据此作了六点辨析。既然涉及到楚简《老子》的成书年代,便也作辨析。
    首先,楚墓只能出土楚简,断不会变作汉书。
    荆门市博物馆主编的《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李零先生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崔仁义先生的《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等学术专著,均认定“出土竹简《老子》的郭店1号墓是一座楚国贵族墓。墓地形态及其地理位置,墓坑与葬具,以及随葬物品反映了墓主属于楚国贵族阶层,而且属于文士,供职于楚国贵族的核心集团”。同时认定,“多种典籍同时在一座楚墓中出土,目前仅见于郭店1号楚墓。由于楚简《老子》等典籍出土于楚国贵族墓,而且墓主与楚国贵族核心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逻辑地引出:楚简《老子》等主要流传于楚国社会的上层,是楚国的重要典籍”。为了论证上述观点,崔仁义先生在其学术专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的第二章作了专题考证和分析,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有兴趣者可以参阅。需要强调的是,既然楚简《老子》是在楚墓中出土的,墓主又是太子师,那么,楚简《老子》抄定年代的上限应晚于公元前316年,而早于墓主的入葬时间,亦即其成书年代应为春秋末年。这个年代,与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整整距离200来年,确系风马牛不相及。且汉代多为帛书,少用竹简,尤其上流社会更是如此,这有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帛书〈老子〉等典籍为证,断不会突然冒出几册竹简来。这里,张文所认定的楚墓出土汉书,无异于时光倒流,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楚简《老子》为老聃所作,断非汉人所为。
    理由之一,楚简形制和排列次序符合先秦著书习惯。学术界根据竹简形制的不同将楚简《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全书凡四篇三十四章,重复的一章除外,实三十三章。与今本内容上浓厚的形上学色彩和形式上杂乱失序不同,楚简《老子》从内容到形式皆甚有理致。此书侧重于人生、伦理和社会政治问题,所追求的目标是守道归朴,每篇都有自己的主题。第一篇着重讨论守道归朴的根据,第二篇着重讨论守道归朴及其效果,第三篇从治国、修身两个方向探讨守道归朴的途径,第四篇则进一步探讨政治问题。同时,每篇的第一章具有总括性,可以看作全篇的纲要。这种体例与同时出土的《五行》、《大常》以及传世的《大学》、《天命》等一致,盖为先秦时期的著书习惯。
    理由之二,楚简《老子》的用字系先秦文字系统。考楚简《老子》影印件不难见出,其遣词用字符合先秦用字习惯。仅以“恒”字为例。“恒”是楚简《老子》的一个重要概念,凡七处用它。“恒”字有两种形体,形别音异义殊。一种形体,在先秦时写作“         ”《说文》指出:“古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会意字,表示月之上、下弦,引伸为对立统一之意,古音古邓反,今读近于“Heng”与“Geng”之间的发音;一种形体,系秦篆,写作,“         ”《说文》指出:“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表示长久之意,古音古邓切,今读“Heng”。对此,从古代编撰的《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近代出版的《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和说明。许慎指出:“古文恒从月”,许慎所谓的“古文”,据他的《说文·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群书古籍所使用的文字。“古文恒从月”,亦即春秋战国时代“恒”字的形体从月,依许慎的这一结论查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一书后附的“荆门郭店楚简图版”,共有七处用“恒”字,即:
    1、楚简《老子》甲第七章:“人之败也,恒于其揸成也败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2、楚简《老子》乙第二章:“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恒”。
    3、楚简《老子》乙第二章:“莫知其恒,可以有城”。
    4、楚简《老子》丙第二章:“至虚,恒也”。
    5、楚简《老子》丙第三章:“能为道,恒无为也”。
    6、楚简《老子》丙第三章:“道恒无名,仆唯妻,天地弗敢臣,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7、楚简《老子》丙第五章:“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
    在这七处,“恒”字均刻作“          ”形,从月。那么,古文“           ”字何时变成古物而入典了呢?许慎《说文·叙》明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车同轨,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烧灭经书,涂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绝矣。”“书同文”的结果,从月之“          ”有秦一代及后代基本不用,仅见于先秦典籍中,而从舟从“心”之秦篆“       ”字大行其道,成了全国“恒”的规范。
    从古文字流变角度对“恒”字演变的概括论述及楚简《老子》对“          ”的使用所提供的铁证表明,非春秋时代人,断不会舍近求远,使用春秋时代的文字连缀成文。
    理由之三,从史料记载与楚简《老子》所表达的思想的比较中,也可证楚简《老子》出自老聃之手。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依据,就是史料和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及现存的碑刻所记载的孔子见老聃一事。《史记·老子列传》中的老子劝孔子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表现在楚简《老子》中便是“果而弗骄”(第二篇第四章),“视素保朴,少私寡欲”(第二篇第一章),“罪莫厚乎甚欲,咎莫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第二篇第三章),如此等等。《史记·老子列传》还引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这又同楚简《老子》的以下文字相符合:“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穷。大巧若拙,大赢若诎,大直若屈”。另外,《史记·老子列传》中的老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之语,也体现了楚简《老子》顺应自然的思想。
    从其他文献中,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情形。如《礼记·曾子问》载有孔子自称“闻诸老聃曰”之语四则,都与礼有关,说明老聃对礼非常谙熟,这与其守藏室之史的身份是相符的。这个情况在楚简《老子》中也有反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故杀[人众],则以悲哀位之,战胜则以丧礼居之。”(第四篇第三章)这段文字表明,作者对古代礼制所熟悉的程度非常人能比。从其行文语气看,作者对礼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
    总之,从涉及孔子见老子一事的各种记载看,老子的思想同楚简《老子》完全一致,没有冲突抵触之处。因此,我们说楚简《老子》出自老聃,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两千余年来人们讨论《老子》的成书总要追溯到老聃,岂能无凭无据!
    再次,楚简《老子》为基本完整的古本、真本,断非伪本。
    学术界对楚简《老子》属于什么版本见仁见智,诸说纷呈,但迄今海内外绝大多数学者均认定楚简《老子》系老聃所作的真本,伪本说绝无仅有。
    德国学者梅勒教授认为,郭店楚简《老子》展现了《老子》一书的早期阶段,即由口传到文字的阶段。后来,这些口头文献被编成今本《老子》。他进一步指出,郭店本是尚未经过加工润色的早期《老子》的一部分,因而它并不是一个更“权威”的本子,而是其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部分(集中讨论按照无为原则进行修身和治国的思想),后来这部分才与其他部分共同组成《道德经》。(梅勒:《〈老子〉不同传本之比较一一以第十九章为主要依据》,德国《华裔学志》,第47卷,1999年)
    高晨阳教授则举出今本《老子》中不见于简本部分早出之证。一是《论语》“以德报怨”一语引自今本《老子》;二是《说苑·敬慎》载:“叔向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聘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槁枯。’”所引老聃见于今本《老子》。三是《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二:“墨子曰:墨子为守,……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高先生认为:“这段文字当为《墨子》佚文,很可能出自墨子之口而为其及门所记。”但从引文看,前“墨子”当加书名号,而墨子不可能自称“墨子”,故此佚文当出自墨子后学之手。四是世传本《文子》多引老子之语,有仅见于今本《老子》而不见于简本者。(高晨阳:《郭店楚简〈老子〉的真相及其与今本〈老子〉的关系——与郭沂先生商讨》,《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
    郭沂博士不同意包括高晨阳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所持的今本系统在简本出现之前业已存在,简本乃其摘抄本,用于教授太子和国子的观点。认为,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诸多方面分析,楚简《老子》确比今本《老子》更加原始,盖难置疑。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献,尤其是见于今本《礼记》的《缁衣》和见于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皆非摘抄本,为什么只有《老子》是摘抄本呢?同时,从现存史料看,先秦并无摘抄本这种体例,盖当时文献皆相当短小,不必另行摘抄本。更重要的是,如果简本是今本的摘抄本且用作教育太子、国子的课本,那么它一定会侧重于治国。但事实上,楚简《老子》有一些专论形上学而与治国无关的内容。与此同时,今本中大量阐述治国道理的章节反而不见于楚简《老子》。(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514—517页)
    尹振环教授在他所主持的200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楚简老子辨析》中,不同意将楚简《老子》看成道家言论选集、学派著作集和作者究竟是谁待证三说,认为诸说随意否定了司马迁所肯定的史实,系凭空的类比推测,不足为训。(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第9—11页)
    关于郭店楚墓发掘资料中所述“部分竹简被盗”(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竹简整理者也说:“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故无法精确估计简本原有的数量。”(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针对此说,郭沂博士通过悉心研究,提出楚简《老子》“是完整的,并没有被盗的迹象”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著名学者庞朴、姚介厚的首肯,指出郭沂博士“独具慧眼,率先指出竹简没有被盗”,显示出了“新见解和特色”。(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之“专家推荐意见”,“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同时,郭沂博士还详细论证了简本优于今本、简本早于今本,以大量的资料,证明楚简《老子》确系较完整的古本、真本,断非伪作。(详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四篇第一章之一、二、三)。
    综上,楚简《老子》出自楚墓,系春秋末年老子亲述的著作,考以思想、文字、语言、行文格式,均早于今本,优于今本。楚简《老子》是帛书《老子》及今《老子》的源头,也是道家思想的肇始。非老子那样的大思想家、大哲人、大智慧者,难成此书。人常说,离开了老子及其伟大著作,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了根。根在哪里?显而易见,就在楚简《老子》那里。即便对楚简《老子》是否是一个完整的古本有不同看法,但无论是德国的梅勒教授,抑或是国内的高晨阳教授,皆未对楚简《老子》是真本提出丝毫异议。可见,任何一个严肃求实的学者,都不会对此有所怀疑的。
    三、楚简《老子》及相关简本的问世,形成了先秦学术思想研究的新潮流。由楚简《老子》而帛书《老子》再今本《老子》,老子学说在先后传承中更趋完善。
    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运用新发现的郭店简这类材料,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上的种种问题,正是当前出现的新潮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其实,以严肃、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地下最新出土的、最古老的资料为据,深入研究老子其人其书,一直是海内外“预流”学者的固有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始作俑者,当推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并未怀疑老子其人其书,只是囿于当时的眼界,对老子最后的归宿和《老子》的成书年代未下定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疑古思潮风行,《老子》成书时代又成热点。首先是梁启超发表了《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把老子列为首位表示异议,认为《老子》恐怕为战国晚期的作品。由此引发了“早出说”与“晚出说”的论战,不少名流大家陆续参加争论。“早出说”以胡适为代表,今天来看,他们的一些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甚至与楚简《老子》冥合。“晚出说”可分为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晚期、西汉初期三种。今天看后两说显然偏晚了,但总的看“晚出说”还是有许多正确的地方,它为楚简、帛书《老子》所证实。由于证据不足,早出、晚出说双方均未能说服对方,只能照胡适所说的:“延长侦察的时期,延缓判决的时期”,以待“充分证据”(《古史辩》,第六册,第417页)。果然,证据出土了:1973年,帛书《老子》面世,经过深入研究,学界认识渐趋一致:《老子》的作者乃李耳老聃,成书于春秋末或战国初。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如冯友兰、余明光等先生仍坚持成书于战国,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楚简《老子》的出土,看来可以为老子其人其书找到某种共识,划上圆满句号了。因为,在《老子》版本的流变中,楚简《老子》是现能看到的最早版本,从某种意义上,它是《老子》书的源头,从这一源头出发,构成了楚简《老子》——帛书《老子》——今本《老子》这样一个完整的先后传承演变序列。假若认定楚简《老子》系伪书,无异于在源头上否认了老子其人其书,不仅当代学人不同意,恐怕梁启超、胡适、冯友兰、余明光诸先生地下有知,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诸先生当年激烈争论的问题,都能够在楚简《老子》那里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楚简《老子》的出土,向世人展示了与传统看法截然不同的老子形象,显示了完整的《老子》传本系统。透过楚简《老子》所折射的浓厚思想内涵,佐以相关史料,我们看到了一个朴实无华、可亲可敬的老子形象。这是一个与传统诠释迥然而异的学人老子,他有深刻的人生智慧,不摈弃“仁义”、“圣智”,不嗜好愚民的阴柔权术,不谈论鬼神,不憧憬“小国寡民”社会,不讲求功利,不抽象论道。“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无为无不为”的政治理想,修之身、修之家、修之邦、修之天下的修身济世观,“兵者不祥之器也”的反战思想,如此种种,构成了老子以天道、治道、人道为核心的完整思想体系。
    天道自然。通过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法自然”的著名命题,开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先河。“道”是内在于大化宇宙、人类社会中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不违逆、不妄作,实实在在地遵从大化宇宙、人类社会本来的样子,并在这种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世道变迁的遵从中充实自身,提高自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时俱进,发挥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作用。故而老子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到底,只有万物和谐,协调运转,方能实现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治道无为。通过“无为”而达于“无不为”,进入“无为而治”的理想治理境界。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恒无为”,是既对立又统一之“无为”,亦即“无为无不为”。他所提供的如何才能达于“恒无为”的答案,形成了系统而又完整的治国之道。在老子看来,施行“无为而治”要达于“至柔”、“虚”、“无”、“无争”、“静笃”、“自然”,要“重积德”、“以百姓之心为心”、“后其身”、“外其身”,要“损有余而补不足”、“为道娱民”。凡此种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老子“无为无不为”思想推及开来,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约束君权、防止滥用的“无为”之道,对治国理政积极意义甚大;由老子“以百姓之心为心”推及开来,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民惟邦本”观点,形成民本思想;由老子的“重积德”,追求道德修养的极至推及开来,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修齐治平,为政以德主张。
    人道守中。通过道德修身养成持守度的养生之道和处世之道。“守中”并非浅薄之人视为的“和稀泥”,而是追求养生与处世的“适度”。适度了,便能身康体健,延年益寿;适度了,便能协调万邦,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形成人际关系的一团和气,而和气便能致祥,故而祥和气象便是“人道守中”的必然结果,也是历朝历代孜孜以求的养生境界及社会和谐运转境界。老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主张以人为本的思想家,楚简《老子》虽未明言“人性”,但字里行间处处张扬着“人性”,“人道守中”便是对“人性”张扬的绝妙诠释。
    应当强调的是,天道自然,治道无为,人道守中观点贯穿于楚简、帛书、今本《老子》始终,并没有因为时世的推移而有所改变。而且楚简《老子》的问世使人们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更真切地体味到了老子对其核心观点的最早阐述,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老子思想的巨大穿透力和冲击力。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有了帛书《老子》对楚简《老子》的大大增益,导致该书的第一次变形,形成帛书《老子》德上、道下的体制,并在其间充斥了大量儒家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帛书《老子》包含了楚简《老子》的全部内容。正如拙作《试论老孔思想的一致性》(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老子故里话老子》第八集)所述,老孔思想高度一致,儒道两家(甚至也包括其他诸子百家)原本同源,二者的思想观点不可能抵牾。因此,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社会氛围中所增益的帛书《老子》,仍能在总体上传承、阐释老子思想,并在有些方面作了发挥。当然,此类发挥有些合于老子原意,有些则不大符合。有论者称楚简《老子》系汉武帝时代的产物,那么,如何解释帛书《老子》的问世及内容?难道汉代皇帝集合一班文人拿出了两个《老子》本子,且两个本子的体例、内容差别甚大,但又同时在世上流行?以皇家著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今本《老子》的形成则得益于唐玄宗的提倡。历史上,唐玄宗曾几次下旨钦定《老子》的“道”上“德”下篇次及81章的分章(见《册府元龟·帝王部·尚黄老》、《全唐文》卷三十一、《道藏·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不仅唐玄宗之后诸本《老子》遭到变形,而且连唐以前的严遵、王弼本也统一被施变形手术(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绪论》、《帛书老子与老子术》)如果没有圣旨,而且几次下旨,一部著作是不会如此整齐划一变形的。可见,由楚简本到帛书本再到今本,《老子》一书的先后传承演变的脉络清清楚楚,这是由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史料记载所证明了的。仅凭主观臆断否定这么个传承序列,便会时序颠倒,张冠李戴,也不能令人信服。另外,拙作《试论老孔思想的一致性》全文13000余字,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老子对孔子的师传关系;第二部分阐述老子对孔子重大的思想影响;第三部分在前述基础上得出六点结论;第四部分则探讨所谓的“老孔对立、儒道异途”的千年学案形成之原因。写作该文,系受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侯才教授启发,他通过对楚简《老子》的悉心研究,提出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并不抵触的观点,但未展开分析。拙作成文后,由于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被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天津社会科学》采用,并先后获河南省党校系统、河南省社科联及周口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产生了一定社会反响。有的论者不顾上下文联系将拙作第一部分第七自然段的论据生拉出来用以说明他的观点,看似有理,恐怕也未注意到拙作所述帛书、今本《老子》与楚简《老子》六方面的不同,既非老子观点,也非孔子观点,而是今本在流传过程中浅人撺改所致。拙作引此,意在说明《老子》之书、老子思想在20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为地篡改,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老子其人其书原貌的认识和理解,而楚简《老子》的出土面世,正可以拂去诸如此类蒙在老子其人其书之上的历史尘埃,还人们一个真实可亲的老子形象和更为逼真的老子著作、老子思想。把此类杂揉错杂的观点,轻易地看作儒家观点并据此认证楚简《老子》产生于汉武帝时期,能否站得住脚的确需要推敲。笔者认为,未见楚简《老子》原文,未对《老子》诸本演变过程有一个深入了解,未对楚简、帛书、今本《老子》中所表述的老子思想有一个认真的比较研究,便贸然得出“楚简《老子》是伪本”的结论,不能不失之偏颇,的确令人不能接受。
    综上,在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上,20世纪下半叶,每隔20多年就有一个惊人发现,并伴随着这个惊人发现而使研究大大推进一步,带领人们在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认识上进入了一个崭新境界。1973年帛书《老子》的问世,1993年楚简《老子》的出土,都引得论家峰起,并很快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的研究热潮。诸多研究成果尽管各说兼具,论点纷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外学者多认为楚简《老子》成书于春秋末年,作者系故里在河南省鹿邑县的李耳老聃无疑,该书内容最接近于老子思想原貌。楚简、帛书、今本《老子》形成了完整的传承序列,向世人真实地显现了老子思想代代相传的清晰的轨迹,而这一传承序列的源头皆出于楚简《老子》,这是毫无疑义的。据此,“楚简《老子》是伪本”说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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