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老子网《老子故里论老子丛书——探源卷》

景　颜

为了把老子生地拉到涡阳县去，杨光同志执笔的《老子生地考辨》说“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一文是唐人刊改过的，不是史记的原文，其原文应是“老子相人”。他认为相不在陈，而在宋国，即在今天的涡阳县境内。

杨先生提出的理由是“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写得太详细太具体，与“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的体例不合。他认为司马迁写人物的故里有个公式性的体例，即或记地而不国，或记国而不地，或国地并记之。言下之意，如果那个人物的生地写多了，超过这个体例，就不是司马迁本人写的原文了，就给予否定。

通读《史记》的人物传记，不管是“列传”，还是“本记”、“世家”，都没有固定的公式，人物的生地也有多写的，也有少写的，也有未写的；有明写的，也有暗写的，看不到有什么公式化的体例。如《仲尼弟子列传》中77名弟子，有69人未写生地，只有颜回等8人写了生地。再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孔子，鲁昌平陬邑人”、“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高祖、孔子等人的生地写得都很详细，对周勃，不但写出生地，还写明来历。

高祖刘邦为汉代的开国皇帝，孔子是圣人，其生地写得详细，老子学说是汉初治国的指导思想，司马迁父子崇拜老子，老子后代子孙有在汉代朝廷做官的，司马迁有理由对老子知道的多一些，因之，把他的生地也写详细了。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有何可怪、可疑的地方呢？

说是唐代刊改的原文，更不可思议。唐代皇帝认老子为祖宗，十分注重对祖宗的祭祀。对祖宗大不敬是难以饶恕的大罪，把皇帝祖宗的生地改写到别处去，等于搬动皇家的祖坟，皇帝断不会允许的。如果是皇帝授意改动的，理应改到陇西老家去，何以能改到偏僻的苦县呢？再者，唐代学者已开始重视考据学，柳宗元就曾考核了《列子》、《文子》等许多历史疑案，如真有人私自改动了《史记》的原文，一定会有学者进行考证辩伪。不管谁运用多么狡猾的手法改这句文字，要想瞒住唐代那么多的学者，是不可能的。

说唐人刊改，也与历史的记载不符，请看：

西汉刘向曰：“老子，陈人”。

东汉河上公曰：“老子者，陈国苦县厉乡人也。”

东汉边韶曰：“老子者，楚国相县人。相县虚荒，今属苦。”

《后汉书·桓帝本纪》曰：“遣左■之苦县祠老子”。“注”云，“史记”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注，“（苦县）在今归德府鹿邑县东十里。”

三国谯周曰：“（厉乡）有曲仁里，老子里也”。

西晋司马彪曰：“老子者，陈国相人，相今属苦县，与沛相邻”。

唐初的学者也有与之相同的记载，如孔颖达曰：“老子者，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成玄英曰：“老子降生在陈国苦县。”

上述九处记载，虽然国有楚、陈之分，县有苦、相之别，乡有厉、赖之异，就地点来说都是一致的。

陈国建于周初，但公元前598年、前533年两次灭于楚，虽然后来都又复国了，却成了楚的势力范围，前478年又被灭亡，降为楚之一县，说陈是指未亡的陈国，说楚是指已亡于楚的陈县，指的都是一个地方。

相、苦也是一个地区，边韶说得明白：“相县虚荒，今属苦”。

厉、赖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高亨《史记老子传长笺证》云：“古时厉、赖、濑通用。”《史记正义》云：“厉音赖”。可见厉乡、赖乡，实为一地。

以上说明唐以前和唐初的学者关于老子生地的记载与《史记·老子传》中的记载相同，现在通行的史记文本还是这样的文句，可见说唐人刊改了老子生地的文字的说法没有史料可资证明，因之是站不住脚的。

杨先生认定史记老子生地原文应为“老子相人”，且相在宋而不在陈，这种认定也是值得商榷的。

“老子，宋之相人”的说法，是杨先生用嫁接手法编造出来的。

他先从陆德明文中摘取“相人”二字。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老子者，姓李，名耳（河上公曰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也，史记云字聃，又云曲里人，一云陈国相人。”通观陆文，对老子生地有两种表述：（1）陈国苦县厉乡人；（2）陈国相人。杨先生从第二种表述中摘取了“相人”，而摒弃了“陈国”。其实“陈国相人”是个完整的表述，意指陈国的相县人。这句话要害正是“陈国”，说明是陈国的相县，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的相县，摒弃“陈国”，“相县”就失去它原来的意义。杨先生恰恰看清楚了这个特点，所以摒弃陈国，把失去原意的“相人”嫁接到宋国去。他提出的理由是：1“相为陈地不见经传。2、春秋时只有宋国有老氏。”

在“经”、“传”中出现的地名固然可信，未在春秋“经”、“传”中出现的地点也客观地存在着。《左传正义》云：“春秋之例，卿乃见经”。老子只是个守藏史，用现在的语言说，至多只是个图书馆的馆长，不在卿大夫之列，所以，在春秋左传中连个名字也没有，其生地不见“经”、“传”乃情理之中的事，有何怪哉？到战国时，《道德经》一书传开了，老子之名才为人所知，汉代，老子学说成了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其长生久视之道，又为企求长生的贵族们所崇羡，所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才详细的记载了相或苦这个老子的生地。

未见于春秋“经”、“传”的地名，不等于没有这个地点，哪个地点什么时候与大事件、大人物联起来，才会有许多学者把它记载在书报杂志之中。

应当指出，相在宋国，也未见之于春秋“经”、“传”。杨先生引用马叙伦的说法，证明春秋宋国有相，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马先生所说的两个“相”，都不是“宋之相人”中的相邑。其一：马先生说，“《战国策》曰：“魏将出兵而攻陈留、方与、铚、胡陵、相、砀、萧，故宋必尽。”这段话在《秦策》，是公元前279年，楚人黄歇对秦昭王说的。这是战国末期的事，战国末期的史料是难以证明春秋时宋国有相的，相反却证明春秋时期宋国无相。不然,多学博识的马先生何以用战国的史料去证明春秋时的宋国有“相”呢？

司马迁《老子传》中写得十分清楚：“老莱子亦楚人也，”“亦楚人”即承上面的“老子楚人”而言。可见《史记》原文必定是“楚”，决不能是宋。说老子是宋之相人，明显于《史记》原意不合。

其二、马先生说：“所谓相者，即《汉书·地理志》沛郡之相，而春秋桓公十五年会袤者也。”

相，《春秋左传》中确有其名，确是春秋时期就有的地名。但为袲相之相，袲不是相。晋人杜预为《春秋左传》作注曰：“袲，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可见袲、相不是一个地方。再看清《一统志》中的记载：“袲在安徽省宿县西南”、“相在宿州西北”，两地方向不一致，也可见袲不是相。

查袲，一名荦。不管是史志书，或是词典都是“袲，一名荦”，都没有其它名称。

可见，把相说成袲，是缺乏史料根据的。

至于袲即今日的涡阳县丹城集，更无史料根据。杨先生凭看地图认定袲为丹城集，凭着一张比例尺为二百一十万分之一的历史地图断定地理位置，恐怕靠不住吧。

说宋国有老氏，老子必定是宋国人，也靠不住。

第一，宋国老氏历史短，人员很少。宋国的老氏为宋戴公的后裔，杜预在左传注中指出：“老佐为戴公的五世孙。”《通志·氏族》曰：“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之子为氏。”可见戴公的孙子的儿子才能被赐老氏。这样推算，老佐的父亲才能赐老氏，假设其父生三个儿子，父子才四人，再多算一代，一个儿子也生三个儿子，祖、孙才13人，就是说宋国老氏男子很少。老佐为宋国司马，掌握军事大权，老氏人虽少，但有权有势。老子如果是宋国老氏家族成员，也当十分显贵，何以能母子流落到偏僻的苦县去过穷日子？又何以会到周去任个守藏史的小吏去谋生？

再者，老子也不一定姓老。孔子姓孔，孟子姓孟，这个社会常识司马迁是知道的，看《孔子世家》明明写道“孔子……字仲尼，姓孔氏”。但人物名称第一字不是姓的特殊情况，司马迁也是知道的，如“扁鹊者……姓秦氏，名越人”。《史记》中写的这种情况的人物很多，如箕子，不姓箕，名胥余，姓子氏。优孟，不姓优，名孟，优是职业。乌氏倮，名倮，不姓乌，乌氏是地名。黥布，不姓黥，姓英，黥是他受的刑。计然，不姓计，名庄，姓辛氏，因他智谋高超，断事如神，人们称颂他“计然”，意思是赞扬他“每谋必成，计不落空。”

上述情况说明史记中人物名称第一字不是姓氏的例子很多。老子不姓老，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司马迁知道老子不姓老，姓李氏，才实事求是地写为“老子者……姓李氏”。

老子的“老”为何义，说法很多，我觉得作“寿考”解比较切合实际。高亨在《老子传笺证》中说：“李耳何以称老子，郑玄《礼记·曾子问》注曰：‘老聃，古寿考之号也’。今人学老子多注意于哲学的探讨，古人则更注重于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其本人之长寿，更使古代贵族羡崇不已。东汉桓帝所以多次祠老子，就是“仰其长生，意在凌云”。后来老子被神化，其原因也在于此。

司马迁说老子活了160岁或200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许多学者不相信，其实古今中外，活一百多岁的人都不乏其例。战国荀况、汉时张苍、唐时唐宪都活了一百多岁。1994年，贵州龚来法活到132岁，原苏联域陀夫活到144岁（见1994年人民政协报），善于修道而养寿的老子活160岁，为什么没有可能呢？李耳本人十分长寿，又有一套长生久视之道，自然受到古代企求长生的贵族们的重视和羡慕。所以称他为老子，意赞颂他为老寿星。

这说明老子不姓老，也不是宋国人。

综上所述，老子生地之文被刊改的说法缺乏有力的史证，楚苦县之说是否定不了的，宋之相人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杨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宋之相不可靠，不然何以声称老子生于天静宫呢？

关于天静宫亦非老子生地，笔者已在《一篇文章十个笑话》中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作者系安徽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