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绝响——老子学说奥义解析

    时间:2022-05-13 浏览:95

    ◆王中江

          当代的老子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倾向和趋势,最为明显的是文本的探究非常活跃,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视野,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陆续发现了《老子》一书的古抄本,直到目前已达到了四种,它们是郭店战国竹简本、汉帛书甲本和乙本、汉简本等。同一种文本,在四五十年间发现了如此多的不同抄本,这在出土文献中是罕见的,它说明《老子》一书在古代早期的中国文明中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同情理解历史意识的增长和思想视角的多元化,从而使得老子思想中更为深层和本真的东西被揭示了出来,至少是某些令人扑朔迷离和疑惑不解的地方得到了一定的澄清。

          老子作为文明“轴心时代”诞生于河南鹿邑的文化巨人,说他是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都是可以成立的。先秦的“明哲”和古希腊的“爱智”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了智慧,老子的超凡智慧令人倾倒。年轻的孔子在访问了他之后,称赞这位长者犹如一条变化莫测的龙(“其犹龙也”),道家的追随者尊称他为渊博的大师(“博大真人”)。老子在世时已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德高望重、博学智能之士,这与他赢得的“仁者”声誉相吻合。人们敬仰老子,是因为他为人类留下了由深奥的警句、箴言、妙语和反论组成的永久智慧。五千言的《老子》,言简而意味深长,反论而奇思妙想,质朴而奥旨无穷。这就是为什么这有限的篇幅对老子作为一位哲学家来说已经够了,而我们要确切地认识它又困难重重。

         一 “道”:根源和创造

          在人类开始寻找万物根源和存在奥秘的各种尝试中,老子破天荒地用“道”去解释宇宙和万物,这是古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一次巨大转变。但如何解释“道”人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也是如此,如有的将“道”解释为逻格斯(Logos),有的解释为上帝(God)。海德格尔试图恢复“道”作为“路”的原义,使“道”以原始和朴实的面貌向人们敞开。 这些解释如何呢?在从“三代”宗教到东周哲学的转变中,老子的“道”恰恰是要用“自然”的根源性力量取代超自然的创世论,说“道”就是“上帝”与道的性格轩轾不通;“道”的本义是路,后引申出言说(如“可道”),但老子的根源之“道”,恰恰超出了Logos的言说、语言方面的意义; 万物的根源和统一,也不会像走的路那样直接呈现出来,它一旦成为“万物”的总路线和总根源,它就不再是寻常之路了。

          老子冥想和直觉到宇宙万物有一个伟大的根源,他不知道如何去称呼它,他姑且称它为“道”。显然,它同各种具体的经验事物不同,它不是通常语言所能表达的(“不可道”),它是“无名”(“道隐无名”)。为了便于我们接近它,老子尝试用一些否定性的言词去描述“道”。在这些描述中,老子一再强调人们无法感知道,因为它没有形状和形象:“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第14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数)如果我们仍想从形状和形象上去想象它,就只好说它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老子的后继者们也常常用无形、无象、无名及无法感知等否定性方式去描述“道”。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老子特别是王弼为什么会以“无”为“道”。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家的形而上学可以称之为“无形之学”。

          但老子的“道之无”决不是纯粹的“空无”,宁可说它又是“大有”,否则它就无法创造万物。问题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大有”。围绕道是物质性的实有还是非物质性的绝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和各种争论。 根据竹简本说的“有状混成,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确实为“道”赋予了“有”的实质。不同于传世本的“有物混成”,竹简本作“有状混成”,其“状”更是将“道”视之为未经分化的最初的原始状态,可以说它是包含着一切可能性的“混沌”。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道德经》第4章)

          老子的实有之“道”,同时又是最伟大的创造力。“谷神”、“玄牝”等隐喻,就是老子用来说明“道”的这种创造力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道德经》第6章)有形、有象的万物,正是道创生出来的。道创生万物的整个过程,它先是产生了一,继之从一生出二,再从二生出三,最后从三生出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至今我们都很难确定地说这里的“一”、“二”、“三”到底是指什么。根据《淮南子·天文训》的解释,这个解释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而万物生”,另根据老子说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一”、“二”和“三”可能分别是指未经分化的“气”、分化之后的阴阳二气、阴阳相结合而形成的“和气”。这种“和气”最后产生了万物。

          道创生了万物,但它从不以造物主自居,也从不主宰和控制万物,它具有老子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51章)、“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第34章)和“善贷且成”(《道德经》第41章)的至上美德(“玄德)。道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以弱作用力面临万物(“弱者道之用”),顺从“万物”的自行化育和发展。在老子的这一思想影响下,《太一生水》提出了“天道贵弱”的论断。道之弱作用力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的“无为”,它的运行方式和表现就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这一论题常常被解释为“道自己如此”、“道效法它自己”, 但这是不准确的。这一重要论题的真实意思是“无为”的“道”遵循“万物”的“自然”(自行其是),即道遵循万物的自发性活动。在老子的思想中,“无为”说的是“道”的活动方式(“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与此相对,“自然”说的是“万物”的活动方式(“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总之,“道”既是万物的根源(“道者万物之奥”),又是万物的本质(“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道是一,但它创造出了层出无穷的多,使万物各有其“德”。道是最高的“安静”,但它促成了一切的变化;道是最大的空虚,但它又使一切充满;“道”是最大的谦让和不争,但它能使一切都具有伟大的力量;道从不表白什么,也不干预什么,但它能使万物处于完善和完美的状态。道是万物的母亲,也是万物的榜样。有了道,一切光明,没有了道,一切死亡。

          二 “转化”的奥妙

          老子常常被看成是中国辩证法的大师,但我更想用“转化”这个词来考察他对事物关系的深湛之思和智慧。《老子》第40章有两句著名的话:“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是老子有关道的“转化”法则的精炼概括。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循环往复,这是道的整体运动; 柔弱不争,这是道的根本作用。“反”和“弱”共同构成了老子“转化”世界观的基础。在对万物的观察中,老子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依存、转化及其缘故。

          其一,许多事物的关系是既相反又相互依存。在老子看来,像美丑、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事物和现象,它们彼此一方面是相反的,但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之所以有美,是由于存在着丑,如果没有丑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美。因此,在老子看来,对立和相反的事物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也有成就对方的作用。即使是一个不善的人,对于善人来说,他也具有资借的意义,而不是纯粹的否定性存在:“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道德经》第27章)同样,委曲与保全、弯屈与伸直、低洼与充盈、破旧与崭新等也是既相反又互相成就:“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第22章)进一步,老子认为,真正伟大的事物往往包容着相反的东西,老子以佯谬的方式揭示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德经》第45章)

          其二,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性的存在,它们彼此之中包含着对方的可能性并相互转化。如祸福之间的转化,老子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第58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是后人对老子祸福屡屡转化的一个生动的演绎。“损益关系”同样,老子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道德经》第42章)事物为什么会发生转化,有时让人捉摸不定:“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同上)按照老子的看法,事物的转化取决于不同因素的积累,只要事物的相反因素和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转化就会发生。如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第63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64章)因此,为了使事物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就要不断积累正面的因素;相反,为了避免事物往不利的方向发展,就要把有害的因素消除在微小的状态中:“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64章)此外,事物过分的强大,也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用老子的话说就是“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第30章)

          其三,在事物的转化中,表面上看起来是柔弱的一方实际上则更具有生命力。在一般的思维中,人们对于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动与静、实与虚、阴与阳、上与下、雄与雌、先与后、直与曲、贵与贱、多与少、直与枉、有知与无知、有欲与无欲、柔弱与刚强等这些正反的两面,往往肯定和偏爱的是前者,但老子更肯定和钟情的是后者。他在一般被认为是消极的、不利的方面看到了力量和意义,这可以称之为反向或逆反的思维方式。在东西方哲学中,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独特的。

          其四,在对反面事物的作用及价值的深刻认识中,老子走向了柔性主义哲学。《吕氏春秋》将老子的哲学概括为“贵柔”深得其旨。有人推测老子可能是月神崇拜者,因为月神具有阴顺和柔性的美德。老子从生物死后都变得僵硬得出结论说,事物和生命的活力、持续在于他的“柔和性”,在于善于处于卑下和弱势的位置:“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76章)老子十分欣赏天真和纯朴的婴儿,因为在他看来,婴儿是“柔和性”的完美表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道德经》第55章)老子赞美“水的美德”,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水”是柔弱和柔和的又一个象征。水处于最卑下的位置,它不与其他事物争高,因此它最接近于道的本质:“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8章)水是最柔弱的,但它蕴含着无限的冲击力,它能够攻下最强硬的堡垒:“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德经》第78章)古希腊哲学把水作为万物的根源,竹简《太一生水》受老子“尚水”思想的影响,也为“水”赋予了生成论的意义。

          三  “简省之治”与“自发性”

          道家的学说曾被概括为“君人南面之术”,这意味着它是一种“统治术”。但要知道,老子揭示的主要是统治的原理而不是具体的官僚技术。这一原理主要是由治者的简省“无为”与公众的自发性“自然”两个相应的概念构成。

          世界观上的“道”与“万物”的关系,下降到政治共同体中就是“圣王”同“百姓”的关系。在政治共同体中,圣王是世俗秩序的代表,他同宇宙之“道”相对应。在宇宙中,“道”是“无为”的,圣王效法道,在人间应奉行“无为”之治。如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第37章)如郭店本《老子》说:“以圣人居亡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2章)据此可以肯定,“无为”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它是治者的根本原则。对老子来说,过分、过度、功成自居、自以为是、苛政、大量的税收、繁琐的法令等行为,都是违背无为的行为。从否定性方面说,“无为”就是“无事”、“不言”、“不争”、“无欲”、“不为始”、“不恃”、“弗居”、“无执”、“不可为”、“不可执”、“不宰”、“勿矜”、“勿伐”、“勿强”、“无事”、“不为大”、“不自见”、“不自贵”、“少私”、“不为天下先”等等;从肯定的方面说,“为无为”就是要求统治者积极从事什么,如“纯朴”、“清静”、“谦卑”、“功遂身退”、“柔弱”、“以贱为本”、“以下为基”、“宽容”、“赤子之心”、“守中道”、“节俭”、“勇于不敢”等。

          对于拥有最高政治权力和掌握着大量政治资源的治理者来说,“无为”是极其困难的,它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老子为什么会提出“勇于不敢”。对老子而言,在政治领域中,“勇敢”就是勇于“有为”,“勇于不敢”就是勇于“无为”,这种“勇气”非同寻常。一些批评者常常认为,老子的“无为”太消极,它类似于鼓励治理者无所事事。这种批评太过表面。无为的表层意义是限制行为,实质意义是行为要合乎规律,反对干涉和控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传统政治秩序中,统治者能够意识到权力的问题性并限制权力的使用,这需要的不仅是明智和节制,而且更是战胜自我的强大(“自胜者强”)勇气。

          相对于圣王的“无为”,“自然”(即自己如此)则是属于作为万物之一的百姓的活动方式和状态。如老子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17章)这句话说的是,百姓把他们的事业及其成就看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及其作为(“自然”)。老子说的“希言自然”(《道德经》第23章)同样如此,它指的是统治者少发号施令合乎百姓的自然(即自的“意愿”)。《老子》一书中有许多类似于“自然”意义的词汇,这些词汇都由“自”和另外一个字搭配而成,如“自富”、“自化”、“自正”、“自朴”、“自均”、“自宾”,等等。这些词汇被老子用来表示一种共同的意旨,即圣王只要能够做到无为、无事(即不加干涉和控制),百姓就能够自行选择、自己成就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竹简本中的这段话:“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自”这个字强调了公众活动的主体性和行为的“自主性”。百姓最清楚自身的事务,也最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懂得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如何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其结果就产生出了社会的最大动力和活力。这也就是老子为什么说“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48章)。怀疑者据帛书认为这句话是后人所附益, 然而郭店本确实已有“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庄子·知北游》引用的《老子》也有这句话:“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这说明“无为而无不为”不是后人的附益,也说明老子已认识到“无为”的统治是最有效的。

          老子将社会治理的效果划分为四个等级,最高一等的统治是秩序良好而百姓只是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这实际上就是老子设想的“无为之治”;第二等是统治者为人民带来了福利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称赞,这类似于儒家所说的“德治”;第三等是统治者采取暴力和恐怖的手段使人民畏惧他;最后一等是腐败不堪、胡作非为而遭到了人民的轻蔑和唾弃。老子理想中的最高等级的统治,不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或者所说的“无君论”,而是基于“道”的“无为”的统治,其中心是要求统治者清静无扰,百姓能够自行其事,这是一种“简省无扰”的统治,是一种自发性的社会秩序。老子生动地把治理一个大国的方法比之为烹制一条小鱼,要耐心地静观其变,少加翻动。司马迁准确而又简约地将老子的治国高级智慧概括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四 “修身养性”:“善摄生”和“不失其所”

          老子不仅贡献了治理国家的智慧,而且也提出了一套“修身养性”和“处世”的精湛人生艺术。老子可能以长寿而终,信仰不死的道教徒将他神化为长生不老的化身,或者把他想像为率领天上的仙人和玉女来到人间的“太上老君”。但老子没有道教徒发展出来的指导人们养护生命的可操作的各种技巧,老子教导人们的是养生的高级原则。无限和伟大的“道”是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合乎道而生活或者遵循道的本质而存在,人就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道德经》第33章)“不失其所”即“不失去根本的道”,这是生命长久的奥秘。老子这里说到的“寿”,是指一个人死后不被人们所遗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子虽然相信人可以“长生”和“长久”,但他确实没有人可以不死的想法。

          合乎道的生活方式体现为一系列的修身和养生原则。在这些原则中,老子要求人过一种“适度”和“节制”的生活。这就是他提倡的不走极端、不奢侈和不过分──“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第29章)。人们的生活愿望无穷无尽,愿望的满足相应的不是愿望的减少,而常常是愿望的扩大和无休止的追逐。老子观察到上层社会生活的丰裕和奢侈并加以批判:“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道德经》第53章)老子提醒说,人的生命机体的可承受性是非常有限的,过度的消费就会损害生命的机能和身心的平衡:“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12章)在老子看来,合理的养生之道,既是善于使用美好的事物,避免因过度使用有利的事物而产生有害的结果,又是善于避开和摆脱直接威胁生命的可怕力量,甚至在那些置人于死地的场所也能够安然无恙:“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道德经》第50章)鉴于人们为了长生而过度地养生、反而危害了生命,老子告诫说:“益生曰祥(灾殃)”(《道德经》第55章)。进一步,老子甚至教导说,不要念念不忘自己,许多祸患都来自于对自我的执着:“贵大患若身。……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13章)

    过度的占有源于人们的不知足。老子教导说,要给予,不要索取,他还使用了一个反常的逻辑:“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第81章)从缺乏的意义上说谁都有缺乏,但如果他只知道缺乏什么,而不知道他拥有什么,他就会永远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老子规劝人们要知足,他说的知足,是基于人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是相对于未来的希望。它不是鼓励人们懒惰,而是要人们有自我满足和自我肯定的心境。一个人只要知足了,他就感到富有了(“知足者富”)。《墨子·亲士》也说出了类似的真理:“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养生不仅在于对财富具有一种超然的心态,而且更在于善于积蓄身心的精力,使生命处于旺盛和饱满的状态。老子有一个“啬”的概念,它的恰当解释是“爱惜”和“蓄养”。在老子看来,没有比珍惜和保存自己的精力更好的养生方法了:“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道德经》第59章)但人们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常常不节制自己的性情,过度地消耗自己的身心。老子警告说:“甚爱必大费”。(《道德经》第44章)在声名与生命、生命与财物、得到与失去之间,人们往往被外在的东西所奴役,丧失了自我和生命。老子质问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道德经》第44章)老子欣赏的是一幅心灵单纯、宽厚不争、淡泊宁静甚至是充满傻气的“愚人相”:“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第20章)

          老子的智慧玄妙和深奥,但又非常朴实和实在;是反常的,但又道出了宇宙和事物的真谛;是看似矛盾的,但又融洽无碍。老子说他的话既容易理解,也容易实行;但要真正理解和实行,又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一直在试图揭示老子学说的深刻奥妙,但老子一开始就预测说,懂得他的人,可能是稀少的。如果有人真正能够遵循他的话而行动,那是难能可贵的。正是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使老子的五千精妙成为遥远的绝响;使一代又一代人力图走近这位从其故乡河南鹿邑那寻常阡陌中一步步进入人类思辩至高殿堂的文化巨人,并孜孜以求地探寻老子学说的奥义。最后让我们用《老子》第41章的一段话结束我们的讨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来源:《道苑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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