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增:三位一体老孔庄

    时间:2022-05-05 浏览:70

        完成了《还吾老子》,自然生出了撰写《还吾论语》的计划。这不仅因为在写作《还吾老子》时,连带考证、纠正了《论语》旧注中的一些重大的误读与曲解,有的一直是历史上纠缠难解公案;更重要的是,我对孔子思有了一层全新的认识。说全新,不是说前人从未道及类似的意思,但我未见有这样联系起来看的。而对一件事物、一个观点、一种思想,只有你自己把它咀嚼消化,才能变为你的血肉精髓。我的全新认识,对别人来说,至多不过是一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不像对《老子》、《庄子》、《论语》原文字句的注释孰对孰错,是一定要辩个明白的;然则,我认为,若能这样来理解老孔庄的思想、哲学,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人文精神,所以不揣浅陋,将此认识提出,以求教于方家与读者。
      
      据全面或部分纠正了旧注误读的《老子》、《庄子》、《论语》的本文来看,老孔庄的思想、哲学不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具体论述的观点上也是高度一致的。之所以在今天看来,三人之间、尤其是孔子与老庄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甚至道家与儒家好像是观点对立的(至是互补的),除了语词变化造成误读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历来注家与发挥老孔庄思想的学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对机立言、方便说法的特点。历来学者往往只知道对机立言、方便说法是佛家的立论方式,我通过撰写《还吾庄子》,始知这是东方哲学立论的普遍原则,和东方哲学对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言说关系的基本观点有。言说真理是为了能让受众接受后得益,所以怎么利于、便于受者接受,是第一位的问题,而言说内容的绝对真理性,常是不予强调的这不是说言者对自己言说的真理性不重视,无原则,机会主义(当时也有人,如纵横家之流,与好像很有原则性的荀韩之流是机会主义者,但孔庄绝对不是),而是认为绝对真理是不能用某种观点(言)来完全彻底地穷尽、表达的;这样,表达出来的观点一定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同时也就是有界限的,受者应该由观点本身的说服力与可用性来选择接受与否,而不是凭言者宣称的真理性或借助某种权威力量。唯有从老孔庄立言方便说法着眼,才能看到他们在具体论述的观点上也是不相矛盾的,是高度一致的。
      
      分别来说,《老子》是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尽管老子的民本立场是很明确的,但他同样明确受者是侯王,连宰臣都在受者范围之内。有诸侯身兼王卿的,有大夫身兼采邑领主的,而《老子》中所言,只是针对受者诸侯、采邑领主的身份,《老子》统称为“上”,指在一块领地内的最高领导,也是政权所有人。有些话,如“无为”,“不仁”,“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敢为天下先”,“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等,不从专对为上”者而言角度看,引申为普世原则,与《老子》本意就有很大距离,甚至南辕北辙。所以,《老子》中最高标准或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在《老子》时代专指有道之君,不像后来道德高尚者如孔子也被称为圣人,《庄子》乃有“内圣外王”之说。虽然《庄子》中圣人不复专指有道之君,但从“内圣外王”的提法,还是可以看到“圣人”实际具有为王的资格,应该为王。但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者的思想,专对侯王说的观点也就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而推论出那些具体的王者政治理念的形而上的法则,如“自然”、“唯小”、“处下”、“守雌”、“不为大”、“和其光,同其尘”、“柔弱胜(任)刚强”等,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重大的变故,历史未曾发生断裂,文化一脉终绵延不绝,《老子》思想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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