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3年3月,应邀参加了一个名曰“大道西行,重走东方先哲出关路,豫陕逍遥自驾游”的活动。先是从西安出发,沿沪陕高速公路进入河南,东行至鹿邑后,掉头西去,经栾川老君山、灵宝函谷关回到西安的楼观台。
当车队在中原大地上驰骋之时,忽然想到,中国历史上,河南曾经诞生过三位堪称空前绝后的伟大人物,其中一位是河南新郑人轩辕黄帝,另一位是河南鹿邑人老子李耳,第三位是河南偃师人圣僧玄奘。说来有趣,这三位伟大的河南人,又都在陕西这块热土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着:黄帝的衣冠冢在黄陵县的桥山,老子的讲经处在周至县的楼观台,玄奘的译经道场在西安市的大慈恩寺和铜川市的玉华宫。
在三位伟大的河南人中,最让我百感交集的是老子。
这是因为,面对高高在上的黄帝,我们除了顶礼膜拜,好像已经无须去说什么。玄奘呢?十三岁步入佛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险阻,百折不回,终成大业,彪炳于煌煌史册——这样的一种绝对空前、可能绝后的伟大经历,和从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让人无法不对他油然而生崇敬之心;至于对玄奘翻译的大量佛经,以及由他创始的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的唯识宗,惭愧,门外汉的我,就只能叹一声“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了。
中国人不妨拿老子多多“变现”,毕竟,发展旅游产业,也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儿,但 我们必须明白,老子对中国人、乃至对整个人类的最大价值,却是在形而上。有一位学者曾发表过如下的见解:在基督教世界,几乎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圣经》;在伊斯兰世界里,每个人也要读一本书——《古兰经》;如果说我们每个中国人也要读一本书的话,那就应当是《道德经》。他甚至还这样认为:不读《道德经》,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之根。对他的这一番话,我是非常赞同的。
在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中,闪光的思想比比皆是,其中对大自然的尊重甚或敬畏,强调人道必须服从天道的思想,特别弥足珍贵。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处理和自然的关系这么一件至关紧要的大事上,人类曾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最初,相对弱小且对自然了解甚少的人类,对前者是既觉神秘,又感恐惧,呈现出一种臣服的心态。慢慢地,由于自身的努力,也由于大自然的呵护和滋润,人类变得愈来愈强大,于是在和自然相处之时,也就愈来愈显自信,这当然是好事。但遗憾的是,和自信结伴而来的还有自大,这种自大又逐渐演变成忘乎所以,人类开始误以为自己对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在过分膨胀的欲望的驱使下,人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的行为愈演愈烈,这种违背天道的行为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以后表现得尤为肆无忌惮。在人道必须服从天道这个问题上终于开始清醒,终于明白人类只能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而根本不可能战而胜之,是近几十年的事。在较为清醒的心态之下,回过头来体会老子在《道德经》中之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面对茼郎b两千多年前就言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认为天下万物一律平等的老子,我们理应感到羞愧。
不过,我也绝不同意把《道德经》捧到“句句是真理”的高度。因为,老子尽管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伟大智者,但如果他说过的每一句话,至今还都与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念完全合拍的话,那几千年来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岂不就显得太愚蠢、太懒惰,不曾推动社会的进步吗?对《道德经》,我们也必须“弃其糟粕”,譬如,老子有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给掌握公共权力者支招:不能让百姓变得聪明或明智,最好让他们愚钝而实在。请问:当代中国人,有谁愿意充当此种角色呢?
《道德经》是一部有瑕疵的伟大著作,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与《道德经》比肩的,应该还有《论语》。老子和孔子有幸,他们生活在 一个统治者对人的精神领域控制相对宽松、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活跃、诸子百家可以多元并存相互竞争琢磨的时代。再往后,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及唐太宗视察科举考场,扬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更有明太祖对知识分子的荼毒,满清康、雍、干三代领导人大兴文字狱……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把自由之精神、独立思想丧失殆尽以后,最终被挤压成依附在统治者这张“皮”上的“毛”,他们的聪明才智,只能用来从事“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那样的文化制造,再也无法给人类贡献出像《道德经》这样的文化创造了。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商子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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