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故里研究:
关于“阳子居南之沛”之我见
石小生
老子故里研究: 关于“阳子居南之沛”之我见 石小生 在鹿邑、涡阳两地关于老子故里的争论中,《庄子·寓言》中提到的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是“涡阳说”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证据。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庄子·寓言》的原文: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同样的记载,《列子·黄帝第二》记为:“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大同小异。 对这段记载,“涡阳说”学者强调:《庄子·寓言》中记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事,可见老子是沛地人士。《战国策·秦四》上讲的宋之相地与沛很近,《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沛郡之县有相,故相也为沛之相,因此有了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庄子》成书早于《史记》,并且庄子是较早的道家传人代表,对老子的了解应该很清楚。去掉《庄子》中的寓言成份,大都可信,所谓“重言十七”。姚鼐说得好:“庄子尤古,宜得其真。”(《庄子章义序》)(以上观点选自《学术界》1997年增刊 作者:安徽大学哲学博士 夏当英) 以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就可以证明老子是沛地人士,并进一步证明老子故里是在涡阳县吗?且不论春秋时期的沛地与历史上为夷邑、城父的涡阳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就算“宋之相地与沛很近”,今天的涡阳县地属于西汉时期设立的沛郡,《庄子·寓言》中记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难道就可以证明老子是沛地人士、证明涡阳县是老子故里吗? 好在庄子的这篇文章不长,我们可以认真分析一下: 阳子居为虚拟人物名,即杨朱。杨朱,先秦哲学家,战国时期魏国(今河南开封市)人,字子居。《庄子·寓言》中提到的几个地名和关键词分别是: 沛,在今江苏沛县。这个沛与西汉时期设立的、郡治在相县(今安徽淮北市境内),管辖21个县的沛郡是不同的概念,属于包含关系。春秋沛地属宋,春秋末,齐、楚、魏灭宋,楚得沛地,设县。秦建沛县,属泗水郡,西汉析泗水郡设沛郡,沛县属沛郡。到了东汉,沛郡改为沛国,仍辖沛、丰、单等县。汉以后人们为了区别沛县和沛郡、沛国,便称沛郡、沛国为大沛,而所辖之沛县便习惯称为小沛了。这一习惯称谓直到南北朝的北齐结束。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撤销沛郡,沛县隶属彭城郡(今徐州市),大沛、小沛之称不复存在。此后文史书籍中出现之沛皆指沛县,即小沛。秦,在今陕西省。梁,在今河南开封。邀,就是邀请、约定。郊,就是郊外,《尔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邑”,一般指城邑、都邑、采邑等。“郊”,《周礼》曰:“距国百里为郊”。《说文》按:“周时距离国都五十里的地方叫近郊,百里的地方叫远郊。”《周礼》杜子春注云:“五十里为近郊。”周制,天子畿内千里,远郊百里,以此差之,远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以当时沛有“郊”的状况,“阳子居南之沛”的“沛”应该是一个城邑而不是沛泽,因为“沛泽”是无法确定其“郊”之所在的,故“邀于郊”的“郊”就在沛邑附近,也就是一二十里的范围内。舍,就是驿馆、馆舍,《说文》:“客店也。周礼之庐也,路室也,候馆也,皆是。”《庄子·说剑》:“夫子休就舍。”中国古代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杜预注:“一舍,三十里。”我们把这几个基本概念搞清楚了,庄子的这段话理解起来也就不难了。 在庄子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阳子居住在沛的北边,他先往南走,与居于沛邑南边的老子相约于沛邑的郊外见面。也就是说《庄子·寓言》里提到的“沛”、“郊”即不是阳子居的故里,也不是老子的故里,而是他们相约见面的地方。二,这个“南之沛”的“沛”应该是一个城邑,而不是“涡阳说”所理解的“沛泽”或包括相县以及再往南约300里的城父县(今涡阳县)很大一片地方的所谓“沛地”了。三,如果阳子居与老子相邀的这个“沛郊”是老子故里,那么,他们的见面就不会用“邀于郊”,而应该直接用“南之沛见老聃”就可以了。所以,“涡阳说”论证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不对的,没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说,只有“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这样的记载,“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的情景乃“涡阳说”杜撰。四,阳子居与老子真正见面的地方不是沛地,而是沛地东边的梁(今商丘市)。五,老子不是在家中等阳子居上门拜访,而是在旅途中的驿舍之内,老子先是离开故里到了约定的地方“沛郊”,未见阳子居,又西行至梁,在梁的驿舍内与阳子居见面后,再西行于秦。这从“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夫子行不闲”等细节中可见一斑。馆舍和“故里”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儿老子故里在现今涡阳县的任何蛛丝马迹,倒是可以由此否定《庄子·寓言》中“涡阳说”认定的老子故里与沛地的关系。“沛”在《庄子·寓言》里仅仅是老子西行路过之地,而绝非是老子的西行出发之地。由此可见,“涡阳说”学者以《庄子·寓言》中记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前提来证明老子是沛地人士,进而望文生义、移花接木到现今的涡阳县,是有点断章取义、异想天开了。 既然我们从《庄子·寓言》中看出“阳子居南之沛”不是当时老子的故里和住所,那么老子当时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经“沛”,至梁见阳子居,再而“西游于秦”的呢? 从《老子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老子56岁时,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相县居住。次年,老子57岁,因王朝图书被运走,老子失去职位,去往秦国。先秦史书中,除了《庄子·寓言》记载的“阳子居南之沛”以外,《列子·周穆王》也记载了一则老子与陈国关系的事:“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过陈”就是由秦至鲁经过陈国,在这里遇到了老子。纵观老子一生,除21岁以前生活在故里以外,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周王室任守藏室史,回故乡居住就这么一次,而后“入秦”,再后71岁时在沛地见孔子一次,87岁时去关入秦,途中为函谷关令尹喜挽留,撰写《道德经》,后不知所终。我们从《庄子·寓言》和《列子·周穆王》对老子言行的描述可以断定此时老子绝非21岁以前的老子,而只能是五十余岁其学说完全形成了的老子。由此可见,逢氏“过陈,遇老聃”是在“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是前后相距很近的同一时期的两个记载,逢氏“过陈,遇老聃”在“阳子居南之沛”之前的一年之内。故不论老子故里是在那里,由此可证老子见阳子居的出发之地是陈国,而非其他任何地方,包括那个所谓的“宋之相”。 (写于2012年1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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