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西蜀崇龛》说的学者商榷
宋 平
前段从友人处看到四川省社科院主办的《中华文化论坛》，97年第二期载有四川省安岳县刘联群先生的《陈抟故里考证综述》一文。得知该县县志上收录有陈抟的《易龙图序》，较感兴趣，为求得此文，致函安岳县政协，请复印一份寄来，安岳县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专门为我寄来《高道陈抟》一书。除了满足个人所渴求的那篇文章外，还有其它很多宝贵资料，使我大开眼界，收益匪浅，特向安岳县政协及寄书的同志致谢!
《高道陈抟》一书，其中有五篇文章是专门考证陈抟里籍的，口径统一，均说陈抟先生系安岳龙西人。曾记得86年第五期《四川文物》上，发表有胡昭曦先生的文章，题目是《陈抟里籍考》，据说胡先生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他的结论是“陈抟里籍应该在……今四川省潼南县境内。”“那种认为陈抟是‘亳州真源’人的传统说法，应该加以澄清。”到底是河南的真源人或四川的崇龛人，差距太远，宋初距今年限不算太久，连这样一个人物的里籍就考证不清，争执不休，怎能对得起我们的先贤和历史名人呢?再次打开《资治通鉴》，查阅司马光先生关于陈抟里籍的记载，思之再三，联想颇多，夜不能寐，闷在心里甚感不安，决心吐之为快，以了结心愿。
《资治通鉴》与陈抟
1、《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陈抟里籍的：（中华书局出版，86年4月湖北第一次印刷的简装本，属于原293卷，即在9561页）
“帝召华山隐士真源陈抟（真源，汉，苦县，隋为谷阳县，唐高宗乾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为真源县，载初元年改为仙源县，神龙元年复曰真源，属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卫真县。九域志：在亳州西六十里。）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对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戊申遣还山，诏州县长吏常存问之。”
请看“真源”二字写得多么肯切，决不是任意加上的，注释中又把真源县名前后变化和具体方位写得如此详细具体，就在《通鉴》（以下均如此简称）全书里，也是极少见的。如同钉在钢板上的铆钉，抠不掉，砸不弯，拔不断，连个字毛也抹不掉。时间之短，成书距离陈抟逝世95年；距离之近，汴梁距真源180公里，又是同一个朝代，司马光先生对这位和宋太祖、宋太宗均有来往，大名鼎鼎名人的里籍，肯定了如指掌，决不可能把数千里之外的崇龛人胡乱安置在真源县上。
2、《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史书，而是在整个中华民族生存的历史长河中，少有的史书之一，《标点资治通鉴说明》开头写道：“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古典编年史。作者司马光（1019—1086）和他重要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史料，（通鉴采用资料，除正史以外，所采杂史222种）。花了十九年时间，才把从战国到五代（公元前403一公元959）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编成年经事纬的巨著”。《新注资治通鉴序》说：“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於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并写御序。纵观《通鉴》治学之严谨，文字之精炼，达到惊人的程度，决不滥用一个字，可以说字字有分量，句句很中肯。请问：想把“真源”改成“崇龛”的学者们，能摆出充分的根据和道理吗?
3、《通鉴》里是如何记载人物里籍的呢?司马光在《通鉴》里所涉及到人物的里籍，少之又少，慎之又慎，据个人观察，不是论官职大小，而是以掌握的准确程度来确定的。经采取逐人登记，查阅了后周显德三年，自9534—9563页，在这29页书里，先后出现不同人名129人，记有里籍仅为五人。假设司马光对陈抟是崇龛人或真源人弄不准，查不清，书上仅写“帝召华山隐士陈抟”不是完全可行吗?又有谁会追查他非把陈抟里籍搞清不可。凡是主张陈抟是“西蜀崇龛”人的学者们，至今尚无一个直接向司马光挑战，均采取敬而远之，一略而过或避而不谈。当然刘联群先生也不例外。
《宋史》与陈抟
《宋史》为陈抟写了约800字的传略，文章第一句话即“宋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与《通鉴》一样毫无含糊之处。成书时间比《通鉴》晚261年，它确成了《通鉴》的替罪羊，凡是主张“西蜀崇龛”说的学者们，无一不否定它，攻击它，为它罗列罪名，请看：
四川省文史馆游时敏先生说《宋史》创修于元末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完成于至正五年，为时仅两年半。《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卷帖浩繁，而成书不免草率，其对史料缺乏严格的考订，便沙石俱存，已被说为“繁芜杂乱”。所以陈抟一传致有以虚掩实之处。”（见《高道陈抟》28页）
清·嘉庆进士，安岳人周元位说：“《宋史》以为亳州真源人者，徒以其流寓之迹而未究其生之里居也。”（见《高道陈抟》18页）
四川师大历史系蔡东洲先生说：“《宋史》‘戏水涡河’的记载源于《玉茶清话》，披着浓郁的神秘色彩，无法让人信服!陈抟云游四海，飘流天下，可能到过仙源圣地求道访仙，但未必就是仙源人?”（转自刘联群先生的文章）
刘联群先生说：“《宋史·陈抟传》没有收集和肯定陈抟的代表作《易龙图序》等，这表明《陈抟传》是一个不完善的历史文献，或存有撰写者的偏见。”
胡昭曦先生说：“特别是《宋史》，但其具体根据不详……值得商榷。”
不难看出，凡是否定《宋史》的人，都是为自己论点服务的，只有贬低他人，才能树立自己，历来如此。
“西蜀崇龛”与陈抟
主张“西蜀崇龛”说的学者们，总的来看，他们的根据不外乎两条：即李宗谔和吕祖谦的著作，现就分别看一下他们的理论根据能否成立。
1、李宗谔（965——1013），陈抟去世时24岁，可能刚进仕途，官居工部郎中，一生主要著作有《新修诸道图经》、《予修太祖实录》、《续通典》等。《图经》是由下边编写、绘制，逐级上报汇总而成，要经上千人之手，李系主编之一，共一千五百余卷，普州部分记载有“陈抟字图南，崇龛人，方四岁，戏涡水侧，有青衣妪抱怀中乳之，聪明日益。既长，辞父母去学道，或居亳为亳人，或居洛为洛人，或居华山为华山人。”（见《高道陈抟》19页），在引用此文时，多数人将“方四岁，戏涡水侧……”等十九个字删除，甚至连省略号也不加，（见《高道陈抟》23页），《宋史·陈抟传》也是这样写的：“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无一遗忘。”斥责《宋史·陈抟传》“以虚掩实”者，主要指的是此处。可见“以虚掩实”的不是《宋史》，而是李宗谔首先作出榜样才出现的。南宋王象之说：“宗谔博学君子也，必得其实。”是的，从李宗谔的官职和地位来讲，当时对陈抟的里籍肯定了解或者说不难查清。如果说上述文字确系李亲手编写或审批同意的话，李宗谔的“博学君子”称号很值得怀疑，他把陈抟里籍分解为崇龛人、亳人、洛人、华山人，另加涡河岸边人，既是四岁戏涡水侧，肯定住地距离涡水不远。涡水在那里呢?涡水即古氵过 水，《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均有记载，即是97年11月最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大张版），涡河也清楚的标在上面，它发源于扶沟，流经太康、柘城、鹿邑、亳州、涡阳、蒙城、怀远入淮而告终。作为《图经》的主编，肯定了解涡水，把涡水和崇龛怎能联系在一起?难道是陈抟的父母带着一两岁的陈抟从崇龛逃荒流落到真源吗?不然方四岁的陈抟怎能从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崇龛来到涡河岸边玩耍呢?
2、吕祖谦（1137——1182），国史院编修，曾奉诏编辑《圣宋文海》，又叫《宋文鉴》或《皇朝文鉴》，此书最早收入了陈抟的《易龙图序》。刘联群先生说：“文末有‘西蜀崇龛陈抟序’的署名，这七个字是证明陈抟是‘西蜀崇龛’人的主要证据，也是《宋史》及其任何文献不可代替的第一主证”。蔡东洲先生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位高道所署自己里籍的正确性，因而可以相信陈抟是普州崇龛人”（摘自刘联群先生的文章）。他们二位把话说得多么绝对，给陈抟是崇龛人作了最权威性的定案，不管谁再站出来争论，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果真如此吗?请看胡昭曦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易龙图序》先载于吕祖谦编纂的《皇朝文鉴》，署名陈抟，又收录于《宋史·艺文志》，亦署名陈抟，到了明朝杨慎在编纂《全蜀艺文志》时，也收入此文………文章结尾有‘西蜀崇龛陈抟序’等文字”。从时间上来看，《通鉴》成书时吕祖谦尚未出生，仅活45岁，假设编纂《皇朝文鉴》时为35岁，比《通鉴》成书晚88年，距陈抟死183年，到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时，已经相隔四、五百年之久，这就是所谓“也是《宋史》及其任何文献不可代替的第一主证”的来历。再看，请打开《高道陈抟》109页，四川省社科院李远国先生在文章中转载的资料是如何说的：“《人伦风鉴》又称作《龟鉴》。《文献通考》五行类：希夷先生《龟鉴》一卷。陈氏曰：‘逸人亳社陈抟图南撰。’”这“亳社”二字不是指“西蜀崇龛”吧!请问刘联群、蔡东洲二位先生，这算是第几主证，又能代替什么?难道说陈抟先生是位精神病患者，在这部著作中署名“崇龛陈抟”，另一部著作中署名“亳社陈抟”，你们能解释清其中的矛盾吗?用明朝杨慎加在陈抟头上所谓七个字的署名，戴在北宋吕祖谦头上，并以此作为死证，否定一切，硬说陈抟是安岳人，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历史和名人，岂不显得绝对些、主观些!贻误后人，被人耻笑。
另外，胡昭曦先生和安岳县文化馆的白中培先生在引用北宋“文同在《书邛州天庆观希夷先生诗后》写道：陈抟后晋天福中来游蜀，闻是州天师观都威义何昌一有道术……遂留此学，率能行之”。（见《高道陈抟》23页）来游蜀的“来”字很能说明问题，蜀人怎能称来游蜀呢?这个“来”字使某些人看着不顺眼，请看游时敏先生是如何改动的：“当后晋天福中，从文与可的跋语中，可见陈抟举进士不成返回了四川而就学于天庆观的高士何昌一。”（见《高道陈抟》28页）明明是后晋天福中来游蜀却改成“返回到了四川”，这一“来”一“返”差距就大了，因为游先生明白，说陈抟来游蜀，起码表明陈抟不是蜀人，不是蜀人怎能是崇龛或安岳人呢?怎么办?只有“创造”一点历史吧，把“来”字改成“反”字不就成了吗!“来”字怎么讲?就是“返回”的意思，这种解释恐怕连二年级小学生也会发笑的。
安岳遗迹与陈抟
从所占有的资料来看，安岳县境内确实有些关于陈抟的遗迹及传说，刘联群先生在文章中与唐代剑先生辩论，咄咄逼人的质问唐：“安岳既不是华山、武当山、青城山等那样的道教胜地，又不是名山秀水之地，陈抟在那里“活动”什么，他的许多遗迹在安岳是怎样留下来的，唐先生能准确讲明来龙去脉吗?”对此问题，我们也不能避而不答，先介绍一个侧面，或者对遗迹问题的认识不无好处。山东省青州市云门山，现有陈抟洞，其石雕卧像基本完整，至今每逢旧历初一、十五，参观朝拜者络绎不绝，除华山玉泉院的陈抟洞外，可能是全国现存较为完整的陈抟雕像之一，但青州从来不说陈抟是青州人。
从安岳县志记载来看，除枣、梨、藕的传说外，一是收录了陈抟的《易龙图序》，二是周进士的《陈希夷故里考》，该文记载：“云居山有碑镌希夷先生像，貌甚古，并系有赞。城东明时掘得宋碑一通载地名陈抟坝，坝有希夷祠，祠倾而碑与诗尚在，诗有‘一睡三十年’之句。”（见《高道陈抟》17页）。从上述文字中值得指出的有两点：一是云居山的陈抟墓，系明洪武甲戌（1394）年，经县令陈观为之重建。极手所有资料中都提到此遗迹，并描绘得有声有色，为什么对重修前是个什么样子只字不提呢?胡昭曦先生指出“这座墓葬的是否陈抟真身，目前尚无从论说”。陈抟之死，《宋史·陈抟传》已有明文记载，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华山莲花峰下张超谷中。造个假墓有何价值?所谓碑背后的“自赞铭”出自何书?是不是个膺品很值得怀疑。第二点即是所谓“城东明时掘得宋碑……”一事，明朝什么时候掘得的?怎样知道它是宋碑?有没有落款和时间?发现碑之前此处叫不叫陈抟坝?是碑上记载的还是群众口头传说?祠是何时建、何时倾?“一睡三十年”像诗句吗?胡昭曦先生文章中说：“据当地同志介绍，今安岳县城关南15公里思贤公社有古地名‘陈抟坝’。”没有说碑，城东的陈抟坝怎么跑到城南去了，使局外人费解!刘联群先生文章说：“明时陈抟坝挖得‘希夷故里’碑，现藏在龙西畜牧站房屋地内。”游时敏先生的文章说：“（今龙西乡）离城50里，有明崇祯年间所刻，碑文曰‘希夷故里’四字。”（见《高道陈抟》25页）姚诚先生的文章说：“属安岳县龙台区，其地曾有古碑，刻有‘希夷故里’四字，十年动乱中被毁。”（见《高道陈抟》32页）关于陈抟遗迹，还是请安岳县的同志先讲清楚，统一口径，再质问别人。像这样众说纷纭，真假难分，何以服人。
鹿邑与陈抟
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县即是北宋初年的真源县，当时隶属亳州，老子李耳的出生地赖乡曲仁里，即今县城东10华里的太清宫镇，镇西北角不足一公里处有个小村庄，名叫陈竹园，村西、西南为小陈庄、大陈庄、陈园、陈娄等陈氏宗族村庄，村北300米处即临涡河，元朝以前涡河流经太清宫南，距此不足一公里，陈抟就出生在这里，不少资料中记载，“与老聃同乡里”，“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实为可信。在鹿邑有关陈抟的传说很多，而且很普及，真可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传说再多，不足为凭，仅作参考，请看县志记载：
鹿，平原僻壤……老子、希夷实生于此。（康熙版《鹿邑县志》）
隐山，县东十里，相传为陈抟炼丹处。（康熙版《鹿邑县志》）
希夷台，在县东十里隐山之侧，今废。（《许州志》）
《宋史·陈抟传》全文刊载于光绪版《鹿邑县志》。
白云庵，在县城内东南隅，升仙台之前，有陈希夷先生卧像，水环四周，一径通幽，颇有异趣。（康熙版《鹿邑县志》）
就是这个白云庵，群众皆叫陈抟庵，庵外四周环水，仅有一条神路（群众俗称）通往老君台，庵门两侧有副对联：
华山一遗老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鹿地建生祠山河同其久日月同其明
上联概括评价了陈抟先生四辞朝命，身老华山，士大夫欲识其面，如景星采云之出，争先睹之为快，而陈抟先生皆不与之交往的高尚品格；下联则说明陈抟故乡的后人，在故乡鹿邑这块地方，为其建立庵观，希望永昭日月，地久天长，表现出对乡贤的崇敬之情。同时，民国以前鹿邑县城乡贤祠内，供奉着“宋处士陈抟之位”的牌位，《鹿邑县志》乡贤条内第四位就写着“处士陈抟字图南，赐号希夷先生”。
康熙版《鹿邑县志》刊有多位名人纪念陈抟的诗篇，其中第一篇题名《招隐》，署名宋真宗，内容是：“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七年亲临鹿邑朝觐老子，改真源为卫真县，同时留下纪念陈抟的诗篇。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上述材料，对人们判断陈抟先生到底是河南鹿邑人或四川安岳人有所帮助，不当之处，恳请“西蜀崇龛”说的诸位同仁和读者斧正。
（作者系河南省鹿邑县陈抟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