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便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老子的故里，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篇中有关老子的传记有四百多字，且十分清楚地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文中的“苦县”读音应该是“hù县”，即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苦县原属于陈国，春秋末年为楚国所灭，厉（lài）乡曲仁里即今天河南鹿邑县的太清宫。传说老子的母亲身怀老子八十一年，最后才在一棵李子树下生下了老子，老子生下时头发胡子甚至于眉毛均全白了，所以老子从出生开始便带有一种神密的色彩。
     翻开河南鹿邑县数千年的文明史，老子算是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也是唯一的一颗，在鹿邑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老子之外，尽管鹿邑这片沃土养育了一代代的人，但与老子相比均属凡夫俗子，鹿邑人也格外珍重老子。就连皇帝也与老子攀亲。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最鼎盛的时期应是唐代，而建立唐王朝的却是在塞外放马的胡人，因仰慕汉文化的缘故，在与汉人交往的过程中改姓汉姓，即李姓，建立唐王朝后胡人的李姓为了建立其祖先的辉煌业绩，唐太祖李渊查遍了历史上所有的李氏，最后确认老子李聘为其始祖，在老子的故里大兴土木，把建于东汉的“老子祠”“老子庙”，营建改造成太清宫，与此同时还在京城也建了一处太清宫，并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把老子故里更名为真源、仙源等地名，这也是老子生前所没有料到的，只是这庞大豪华的太清宫在唐末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给焚烧掉了，现代的人只能从留下的深埋在地下的基砖上去想象过去，仅存的太清宫规模不大，可见当时农民出身的黄巢还缺乏文物的保护意识。皇帝况且如此，可见老子的价值有多么的大，传说老子活着的时候曾到过安微的一个地方，并在那地方屙了一堆屎。然后从文献中看到这个资料后，慌得地方的官员大建中太清宫，什么老子故里的，想借此开发一个旅游项目，借老子之名活跃一下地方经济，可见老子真的是混身都是宝。
    老子出生的地方鹿邑县，现在在行政区属于河南省周口市，整个周口市又同春秋时期陈国的疆域大体上相似，这个地方在春秋以前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史，也形成了独自的区域文化，称“陈文化”。在母系氏族时代女祸是最杰出的代表，过去人们一致认为女祸是位神活人物，而在周口的西华县却有座女祸陵墓，历代香火不断，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地方在久远的时代便有人居住。在周口的淮阳县，也就是过去陈国的都城宛丘又有太昊伏羲氏的陵墓，伏羲则是父系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也是人精神世界的始祖，而与他同时代的神农却是物质世界的始祖，伏羲画八封揭开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界探讨的序幕，所以我们过去说的“三皇王帝”中心“三皇”就是指“伏羲、女祸、神农”，而伏羲是文化始祖也就占据“三皇”的首位。随着文明的推进，到了春秋时期达到“质变”的“度”点上，对过去文明进行总结的首先是老子，然后才出现后来的百家争鸣，所以老子又是陈国文明发展的终节点的人物。后来又有“孔子问道曲仁里”，即向老子学习，然后出现了所谓的“儒学”，所以老子创立的“道学”是先于“儒学”的。
   纵观中国整个封建时期的文化，可以把它分为三大块，一是“道教”，其创始人便是老子，属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把老子作为创始人也是后来的道教法定的，因为老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太大的缘故，道教最突出的特点是“玄”，主张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人们应主动站出来，然后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并以此为已任，即“入世”，而当国家民族处于和平时期，主张人们不要贪图荣华富贵，应“出世”，隐居山林独处。二是“儒教”，其创始人是孙子，主张“入世”，每个人都要参与社会，它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种积极的参与社会的态度。三是“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也有研究资料表明，老子晚年西去到达印度，然后收下了一位外国徒弟，其人便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在老子的点化下创立了佛教，而佛教主张“出世”，因为现实的世界里充满了烦恼、痛苦，便劝蔚人们远离尘世，佛教徒的责任就是普救众生。这三种文化构筑起完整中华文化，而它们发端都是源自于老子的学说，老子主张“即入又出，即不入又不出”，佛教主张单一的“出世”，儒教则主张单的“入世”，道教则是介于“佛”与“儒”之间让人无法着摸的哲学。老子的两位高徒孔子、释迦牟尼各自发展了老子思想两个方面的其中一面。
    历代的中国人大多推崇“儒学”的价值，也就其实用价值，往往是一头钻了进去，却又无力拔出来，甚至于不择手段，挖空心思地去完成一种使命，在诱人的金钱、权力、美女面前，他们个个疯狂了，历史上的刀光剑影，构成了一幅“砍杀的血汗史”，因为人人都要“入世”，历代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彼此相残。为确保皇位，皇帝又去屠杀大臣，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实例，他几乎杀尽了开国的元勋，而这些元勋们只知道“入世”，却不知道是“入世”的儒学害死了他们自己，儒学把整个国家都装扮成了一个大的屠宰场。佛教的“出世”是对“入世”者失意的收留场所，佛教的终极是解散一个国家，让人人都去念经，不论国家危亡与否，他们只知道静心念佛。
道教却是另一种境界，就象老子一样，从神密中来，又在神密中消失，当国家危亡时挺身而起，当国家安定时又不为权力、地位、金钱、美女所动，然后归隐山林。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道教确实推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就是其中一个，他一生对老子研究颇深，领悟了道家学说，所以学问做得好，官位也很高，并且常常提出想从政治舞台退下来，悠闲地隐居山林间，但皇帝总是不答应他的请求，最后官越做越大。而苏东坡却与他相反，苏东坡的“入世”儒学使苏吃尽了苦头，日日想做大官，但总是没有做到，一生大多时间是在贬官的旅途中度过的，他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他人生哲学的最好体现，诗的开头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讲的就是官场上的失意让他端起了酒杯，无奈地去问青天，在没有任何答案的情况下，苦恼的苏轼企图想远离尘世、官场，即“出世”，当苏东坡在幼觉中飞到天上时，高空中的寒冷让他无法承受，最后他只在天上飞了一圈，便又回到了人间，他真的是不能“出世”，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他的一生也注定了他的不幸。
   就中国的诗歌也是一样，主题反映的大多是对土地、泥土的眷恋之情，也就造就中国诗文化与欧洲诗文化的不同，欧洲的诗歌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有许多关于“飞到天上去”的诗，“什么神、什么仙啊在天上飞啊”等，但中国的诗至今仍然是关于土地为主旋律的，其实从晋国公子重耳的泥土情，经历二千余年到艾青等诗人的泥土情，再到歌唱家彭丽缓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的文化主调就是一个“土字”，诗人们、艺术家们仍然扒在土地上亲吻泥土，只是苏东坡“乘风归去”地飞上了天，但又是“高处不胜”，然后又回到了人间，这或许是文化人的唯一尝试。所以老子率领的道教徒们总是十分消洒地在“天上”“地下”的往来，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被孔子推崇的伯夷、叔齐就是老子的追随者，二个人都放弃了继承国王的王位，然后出走周地，当得知周武王伐讨时，极力地劝说，最后上了首阳山。介子推也是一位追随者，早年晋国内乱，他追随晋国公子重耳在外度过19个春秋，一次晋国公子重耳在流亡途中粮尽食绝，饥饿难忍时，介子推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块供重耳充饥，这可谓是一位以身报主，忠心耿耿的大臣，当重耳回国继王位后，却独独忘了介子推，等重耳想起来时，介子推携其母隐居于深山。重耳去深山中寻介子推终也没有寻见，就听信他人的言辞放火烧山，以求逼迫介子推出来，最后介子推母子相抱被焚死于枯柳之下，这就是老子的所谓的功成身退，厌恶仕途，洁身自好的境界。还有《封神榜》里的姜子牙，把所有有功劳的人都封了神，而唯独忘记了自己。
    司马迁在《史记》载“老子，隐君子也”。老子在周朝做过一段时间的官，负责周室典册，即当时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职务，但内乱不断致使最后藏室空空，老子便回到故里苦县归隐，开始了“隐君子生活”，但后来他的去向就不明了，有的说他西去了印度，并骑着一头青牛；也有说他入关去了当时的秦国，后来死于扶风（今天的陕西省兴平县东南）；有的说老子晚年在故里修道，最后修道成仙飘然升天，即太上老君。这是一个历史的谜，一代代的文化人，一代代的鹿邑人均在谈论，思讨着这个历史悬案，老子到底去了哪里？
    而今天鹿邑县城内只有魏晋时期建造的老君台，是老子修道成仙的地方又称“升仙台”，它在提醒人们，老子是否在天上，他已经成仙了。中国人最讲究叶落归根的信条，但我的老乡老子这位思想界的始祖，至土地在召唤他的归来。

    今已二千年了仍然是下落不明，就连他教出的弟子孔子、释迦牟尼都有确切的下落，而只有他，在茫茫宇宙中游荡。为传承思想的火花，他远去印度，他的弟子创立的佛教都传回了中国，他怕也该回来了吧！

（作者苗体君是著名学者,原文发表于成都的《社科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