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愈演愈烈，读经典固然不足以覆国学之全，却得国学之要。倡导重返经典，其理由至少有四。其一，经典(原典)呈现的乃是整体思维的智慧：尤其经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仍能流传下来的著作乃表明其已具有超时间的永恒价值。作为传承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经典，皆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经典著作多呈现出一种混沌未开的智慧状，后人可从同一部经典著作中习得哲学、美学、文学、逻辑、历史、伦理乃至自然科学层面的东西。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从老庄中能读出获得“混沌论”之灵感，数学家莱布尼茨则从《易经》中看出二进位制之思想。自然，就专门研究而言，由于受制于时代，经典也许自然存在某些不足，但经典所放射出来的“整体思维模式”和“在沉寂中生长生出的智慧”足以使其超越时空。以诠释哲学著称的当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经典的超时间性是建立在经典的时间性之上的”，此言甚切。

　　其二，经典呈现的乃是至醇至真的生活样态。经典之为经典，除经典所散发出的思想外，亦在于著者本人的至醇至真的心态和由此散发出来的“真诚”的生活气息。读《诗经》当赞叹孔子所谓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之感悟；读《论语》当想见孔子的醇厚与朴实样态，犹如与智慧老者对话；读《老子》则如见沉默但却智慧之人，间或将宇宙之道告知一二；读《庄子》当如见赤子率真之情显现于我们面前，使得我们不敢生丝毫虚伪、藻饰心，一发同他一样天真起来。即使兵书、权谋书如《孙子兵法》《韩非子》者，亦无过多渲染，三言两语将问题阐述得清楚明白，一种果断、干练之气氛扑面而来，可谓“读其书如见其人”。国学如此，西人之书本亦然，《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问题的步步追问，《沉思录》中古罗马帝王马可奥勒留真诚的心灵剖析和感悟，《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在上帝面前的毫无隐藏的心灵解剖，等等，莫不凸显诚实、率真之情。已经疲惫于当下喧嚣之的现代人，愈寻找心灵栖息之地，回归经典并在宁静中体味斯人“元气淋漓”真诚生活无疑是至佳选择。

　　其三，经典呈现的不仅仅是“浓缩的智慧”，更是我们的存在之根。经典之为经典，首先在于其本身乃智慧之凝结，读经典之作若“含英咀华”芬芳人之颊齿，精耀人之精神。愈加读之、思之、揣摩之，益发觉其言微义远、言简旨高。孔子昔日有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之感叹，读经典确实能让人魂不守舍、一咏三叹。即便读数则格言、语录，亦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以读《老子》为例：初读得其隽永之意，为其文风之简朴而动心；复读得其言外意，口若含香，为其大道之玄远、奇妙而流连忘返；再读则又复归于“朴”，于恍惚中透出宇宙、社会、人生演化之轨迹，乃至回归“自我”之立身处世。要之，读经典书，常读常新，随着阅历日渐丰富，经典亦发如魔幻之术，不断将“浓缩之智慧”展现展示出来――自然这种智慧之展示含有西方解释学所谓的“主客交互”之义――读经典书，不由大发感慨：古人不余欺也！

　　其四，经典乃创造之源头。无论我们继承传统还是发扬传统乃至开拓创新，均离不开“经典”，甚至对经典的“反叛”，也需建立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之上――“五四”的“闯将”多为熟稔传统文化之精义者，若不懂经典，又焉能对经典进行强有力的批判？――此皆言经典之重要。我们尊重经典乃在于经典之原创性、开放性、多义性能提供给后人以智力支持和思维启迪。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曾说“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愚以为，这“生机勃勃的传统”指的就是经典的“启发性”和“开放性”。

　　我们重返经典绝非意味着“惟经典是从，死在言下”，而在于通过对经典的回溯，重新“找回”我们的智慧之源，进而生发出一种智性的活力，以滋养我们的未来。古人有“穷途则知返”“人穷则返本”，这个“返”“本”对游子来讲意味着“家”，对一个民族来讲则是文化之根本。纵观人类发展史，似乎人类“思想高潮”皆从本(经典)中“生发”出来――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返回的是“古希腊”的理性，中世纪以降的西方哲学家莫不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经典著作处着力，中国古代哲学家又何尝不从先秦诸子百家处用功。从经典出发，而有“亚经典”之诞生，以儒家传承为例，古儒皆《论语》《易经》为经典，而开辟出《孟子》《荀子》《传习录》等“亚经典”；近人同样以《论语》《易经》为典，而有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冯友兰、方东美、张君劢等现代新儒“八大家”之形成。从经典中吸取智慧并与时代精神、个人学养相摩荡与氤氲，就有可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易经》乾卦所言“与时偕行”即明确表明此意思。

　　最后，还应强调，我们重回经典并非时下某些以回归经典做幌子而实则谋划个人私利的“炒作”，斯乃对经典的亵渎，亦是对大众的欺骗。而是与古人对话，并与古人一同思考社会、人生乃至宇宙。这种回归不需要我们大张声势，只需我们静静地捧起一本经典著作，悄然地走近古人，走进一个古朴、稚拙而又充满大智慧的神秘境域。

　　真正进入经典，也意味着我们穿越时空去追寻我们祖先曾经“居住”而今我们仍需栖居的精神家园。(郭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