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顾随 

     学也无涯,知也无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本版推出《师说》栏目，旨在向读者介绍典籍、理解经典。首先推出的是顾随先生（1897－1960）讲坛实录《中国古典文心》（据叶嘉莹先生笔记整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北京大学出版社、叶嘉莹先生、顾之京先生同意，本报予以刊登。根据行文需要，本报编辑作了个别调整。——编者

     胡适云：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言中之物为实，即内容；物外之言，指的是文章之美。

     凡事物皆有美观、实用二义。天下没有纯美观、无实用而能存在之事物，反之亦然。故美观越到家，实用成功也越大。纯艺术品到最优美地步看似不实用，但是其与人生实有重要关系，能引起人优美、高尚的情操，使之向前、向上，可以为堕落之预防剂，并不只美观而已。所以天地间事物，实用中必有美观，美观中必有实用，美观、实用得其中庸之道即生活最高标准。

     实际说来，文章既无不成其为“物之言”，又无不成其为“言之物”。

     本篇，先说《论语》。

     “君子”与“士”

     “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但也存在可怕之处——写出来的文字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的涵义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到中国逐步发展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

     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

     可是现在所说的黄老、老庄道家思想从战国初期形成到战国中期发展为黄老学派与老庄学派两个分支。黄老学派尊黄帝和老子为创始者，以“黄老之言”为指导思想，所以叫“黄老学派”；老庄学派则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人物，其核心思想是“道”。但是过于强调“清静无为”，则大失老子的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好处却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越发没有办法，到了明代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但如果连向内的束身自修也没有了，就更可怕了——一减一等于零了。清代李宝嘉著《官场现形记》，即集中描写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君子匮乏，官场各个层面的种种腐败、黑暗与丑恶情形。

     曾子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曾氏，名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孝道著称，后人尊为“宗圣”。

     曾子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做一句话说，而他当做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换成动作。所以颜渊（“孔门十哲”之首，以德行著称）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的学问。

     怎么知道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为证：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是曾子自己谈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修、行。

     识，修，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要想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代表剧目有《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锁麟囊》等）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行动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可能领会不到。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么？这一章中曾子的语气颇有点儿孔夫子味：……不亦重乎？……不亦远乎？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任重为弘；道远为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人，南宋理学家、文学家），著有《论语集注》，其中讲到 ：“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这一点与宗教精神相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做繁杂沉重的体力活儿。“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绝顶聪明的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的乐来了。

     老师讲课尽心尽力，学生听讲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们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顾随）